如何看待中苏论战与“九评”问题  

对外不搞争论，但对内必须“划清思想界线”

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给苏联东欧带来了灾难，而且给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冲击。我们如果听任不管，会直接影响和威胁中国。我们如果要管，却又管不了，因为如何改革这是苏联的内政问题。报告根据邓小平思想采取内外有别的做法，终于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对外要遵守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不干涉苏共的内部事务，不能再像“九评”时期那样开展对戈尔巴乔夫的批判，再搞意识形态争论。早在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曾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但是对外不搞公开论战，决不等于我们赞成或支持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做法，更不等于中国的改革要仿效苏联，而是恰好相反，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必须同戈尔巴乔夫的思想路线划清界线。邓小平强调，“只要中国社会主义红旗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将始终站得住”。他强调：对内要教育党员和人民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界线，要认真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线，警惕和抵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与此同时又不要因此而干扰和动摇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尽快使中国发展起来。

对外不再像当年发表“九评”文章那样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避免了上世纪60年代的“大论战”的重演。对内与戈尔巴乔夫错误路线划清界线，避免了苏联东欧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样就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苏联东欧发生了“大挫折”，但在中国却开创了“新局面”。国际媒体普遍评论说，邓小平“挽救了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

中联部的这份报告在苏联“8?19事件”后不足一个月的9月17日就上报给中央了，不久就获得了中央领导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