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枫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中苏之间发生了一场“大论战”，其中在1963年至1964年论战高潮期间，我们党相继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史称“九评”。今天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已过去半个世纪的这一大事件，最要紧的是先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邓小平采用一种朴素地叫作“回头看”的方法，即以实践的检验为依据，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运用今天发展了的观点去重新认识和评价当年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邓小平以这种方法，深刻总结了这场论战的经验教训，为我们党处理相关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苏联1991年“8 19事件”后，苏共在几天时间内就彻底崩溃了。国内不少人出于义愤，要求公开刊文批判戈尔巴乔夫，认为“九评”是正确的，强烈要求肯定“九评”。当时党中央要求中联部尽快就此拿出意见和看法。笔者时任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分管国际共运和理论研究工作，直接参与了相关报告的起草工作。中联部当时就是以邓小平新时期的这些思想和原则为指导，以《关于如何看待“九评”和国际共运大论战问题》为主题，直接向中央领导报送了报告。这份报告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们反对“老子党”是对的，但不能肯定“九评”，决不能再搞意识形态争论。随后中央迅速采纳了中联部的意见。当年中联部提出这些看法和意见的主要根据和考虑是什么呢？现据相关同志的回忆和个人的理解做些阐明。
反对“老子党”，“我们是反对得对了”
邓小平在如何对待这场“大论战”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大论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党和国家关系上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问题，即“九评”所争论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等这类问题。邓小平认为，在前一问题上我们是对的；在后一问题，即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上，“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今后不能再搞了。
必须充分肯定反对苏共大党、大国沙文主义是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对国际共运独立自主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苏共推行“老子党”“指挥棒”，仍想控制中国，后又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还出言不逊，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1989年 5月 16日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举行“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会谈中强调，中苏关系恶化“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但他同时又指出，“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很显然，邓小平是将“党和国家关系”问题，与“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严格区别开来的。
在反对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人们透过当年毛泽东气吞山河的激烈言词，看到的是他在外来欺负面前，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主义气概，这是值得肯定和自豪的。但这决不意味着要对意识形态争论本身持肯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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