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形成的显著标志
1938年9—11月，党中央于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0月15日，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中提出：“党的纪律内容即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团体；全党服从中央。”11月6日，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对各级党委权力的形成与行使，以及领导成员与领导集体、领导成员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置，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并首次在党的规则中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党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显然，这是党中央对张闻天总结的四个服从的充分肯定，也成为党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形成的显著标志。
历史经验的教益与启示
党的领导是党委集体的领导。周恩来曾明确说：“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这就是说，任何个人都是党组织实现党的任务的工具，而绝不可将党组织和领导集体作为个人为所欲为的工具。
少数服从多数是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最根本途径和标志。从制度上说，它是党的组织纪律的核心内容，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础和前提。从实践上看，它是解决党内矛盾分歧，凝聚智慧力量，战胜艰难险阻，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原则和方法。
坚持实行党的集体领导，主要领导者的民主意识至关重要。主要领导者民主意识强，没有制度可以创建制度，并模范地贯彻执行制度。反之，即使有制度也会废弃它、践踏它。张闻天始终认为：民主是方法，更是制度和目标。
正确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政治局实行集中集体领导，常委各自分工负责。前者凝聚的是整体利益和智慧；后者彰显的是个人能力和责任。分工负责，即个人对集体和集体决策的负责，绝非个人对集体决定的否决。两者权责清晰明确，相互弥补，相得益彰。制度缺陷通过完善制度予以弥补，绝不因其缺陷而背弃和践踏制度。
主要领导者胸襟开阔，是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重要保证。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平等讨论、说服协商的方式，以理服人；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自己是虚怀若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认真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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