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7日，根据遵义会议决定，政治局常委分工，由“洛甫同志（张闻天）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主持党中央工作。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逐步将总书记工作移交给毛泽东，实际主持中央领导工作近四年。在此期间，他与毛泽东彼此尊重，密切合作（史称“洛、毛合作时期”），领导党和革命事业从失败走向胜利，在党的集体领导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创建并形成了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对党实现科学领导做出了贡献。
坚持实行党的集体领导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主要领导者以身作则，自觉将自己置身于领导集体之中。突出表现为，为了顾全大局，在遵义会议后、张国焘搞分裂时和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三次主动提出让出总书记职位。张后来在《反省笔记》中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这充分展现了他以党的事业为重，淡泊名利、不恋权位的高尚品德，以及高度的民主意识和集体领导意识。对此，毛泽东曾多次称赞说：洛甫这人很民主，不争权。张闻天虽身居领袖地位，但从不以领袖自居，始终自觉将自己置身于领导集体之中，坚决执行集体的决定，模范遵守制度规则和纪律，凸显和维护领导集体的权威。
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解决领导集体的重大意见分歧。主要表现有三次。第一次发生于1935年3月，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于 10日凌晨致电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当日，张闻天在鸭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讨论此事。双方激烈争论。最后，只有毛泽东坚持认为不能打。会议便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做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并撤销了毛刚担任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散会后，毛泽东放心不下，连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遵义会议后常委分工，周仍是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详陈敌我现状，阐述攻打打鼓新场的危险，要他晚一点下发攻击令。周接受了毛的意见。翌日一早，张于芶坝再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此事。毛和周用事实说服了大家。于是，中革军委即又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在短短两天之内，中央领导集体按照多数决策原则，做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当时党内的民主氛围。
第二次严重分歧发生于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对红军发展战略方针产生了严重分歧。张闻天多次主持召开党中央领导集体会议，对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和分裂党的错误进行批评教育，坚持会议讨论和多数决定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因此，与张国焘错误斗争的胜利，也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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