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玮
如何为毛泽东安全稳妥地治疗眼疾,成为党中央一件高度机密的大事。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召开为毛泽东手术治疗白内障的专业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专家有十几位,但大家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老年患者”是谁,只知道患者有慢性肺心病、两年前休克过、咳嗽得厉害、咳嗽以后常会没有吞咽反应。
此时,病重的周恩来已把办公室从中南海的西花厅移到了305医院,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工作。毛泽东的身体情况,是他最关心的事。
唐由之回忆说:“那天,我一进305医院的会议室,就感觉情况有些异常,怎么来了这么多医生?有皮肤科的、耳鼻喉科、神经科、心脏科、呼吸科的,还有眼科的,一共有10多位。按我们过去会诊的习惯,报告完病例后就应该去看病人,但这次不一样,由专人来报告病例,病人既没有姓名,也没有籍贯,更没有职业,只知道是个男性和大致的年龄。在报告病例的时候也不是专讲眼科,而是把整个身体状况系统性地讲了一遍。当时我想,这不是一般的会诊,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报告完病史后,一位领导同志就请各专业分头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比如对这个病你们还需要了解什么、初步印象是什么病、你们打算如何进行治疗,等等。我们眼科组的意见很明确,这是典型的老年性白内障。但是这个人白内障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不十分清楚,根据病历分析只知道他的视力看书已很困难了。”
这种神秘的会诊唐由之先后参加了3次。唐由之说:“以前的特殊病人,病历上什么身份都没有,但是最后总会让我们知道一个名字,而这位病人直到看到真人前,我都不知道名字。”
1975年2月,毛泽东前往杭州。鉴于自己病情的日渐加重,毛泽东终于批准医疗专家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眼科、神经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在内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
这年春节前的一个星期天,唐由之在家里休息。中央警卫局派人专门到他家里,请他做好准备乘飞机出去执行任务。唐由之回忆说:“到我家来的是位解放军同志,年龄大概40多岁,在确认了我就是唐由之以后,说,有一些事需要你出去几天。到底出去几天他没说,只是要求我带上随身替换的衣服和洗漱用具。那时还需要粮票,我问要不要带,他说不用了,我于是简单收拾了一下就跟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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