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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步：做过三次“新村梦”
其实，“新村梦”并不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们一种新生活的实验。毛泽东“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实施，毕业给他提供了一种契机，也就拥抱“新村”了。
但岳麓山里建“新村”，只是他“新村梦”的开始。以后，他还有过另外两次“新村”的计划和实践。
1920年3月5日，他“与陈独秀、彭璜等人联署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上海《申报》刊出”。这年5月，他在上海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正式实践工读互助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但这种日子过得很艰难，洗烫衣服要来回取送，“作为洗衣店的帮工，他每月的报酬是12至15块钱。其中要有大约8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间”。
1920年3月14日，在北京的毛泽东给长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就是说，毛泽东对“新村梦”实现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他最熟悉的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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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印：北京
注目在“菜园新村”
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
他既是为解决工作问题而来——经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推荐，到北大图书馆当佐理员，也是担任湖南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的“驻京办主任”。没想到，他的“新村梦”在这里得到延续。
此时的北京，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钊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提倡下，正兴起了一股工读互助运动的浪潮。
王光祈是工读活动的热心实践者。他在《少年中国》杂志上描写了具体设想：在距城市不太远的乡下，租个小菜园，不大不小，够10余人种即可。再在其中建10余间房子，用中式建筑，分上下两层楼，“楼上做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做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园子西南角上建筑一个厨房，东北角上建筑一个厕所，房子后面建上一个球场。大家生活日程的安排：每天种菜两个钟头，读书、翻译各两个钟头，其他时间娱乐。种菜是为了从事“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且有收入；读书是为了“寻精神上的快慰”；翻译是为了“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还可以办印刷局，既传播新知，又获得收入。各国出的新书，可以立即把它们翻译、印刷出来，“我们就是文化交通上的‘火车头’”。
这年12月4日，王光祈在《晨报》倡议建立工读互助团并向社会募捐。12月24日，在王光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17人发起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总计有团员30多人，共分成3个组。这些小组以办俭洁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补习学校，乃至织毛巾、袜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肠等为“勤工”的内容，工余则“按照指定的科目、时间往北大上课”。
在此期间，毛泽东与王光祈、李大钊交往频繁，并经他们介绍正式加入“少中”。毛泽东对王光祈的“菜园新村”及工读运动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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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步：拜周作人做先生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30多人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驱张活动。
这一次，他遇到了“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周作人虽然日后成为汉奸文人，但此时却是一个追求上进者。
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这年7月，他来到日本，在留学之余考察了日本新村活动。在一篇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他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其实，他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并不了解其中真实情况。
周作人回国后，“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介绍新村活动。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1920年春，毛泽东到周的“新村”考察、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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