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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步：“新村”建设计划书
1920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
考察了周作人的，又参观了王光祈的，毛泽东开始殚精竭虑地设计自己的“岳麓新村”计划。
在这份潜心构想、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中，他设计了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架。
毛泽东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
他设想：“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村民”一天的作息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4小时工作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在这个新村里，设“工读同志会”，有生产、消费、储蓄诸部门，包括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共公园、公共博物馆等等。
设计后，毛泽东为继续驱张起程赴上海。5月到达，也就有了和彭璜、许文亮等那段工读生活。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员各奔东西，这份计划也就“无限期地推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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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悟：在再探索中选择
看着进出岳麓书院的人流，记者问自己：人们在这所“千年学府”中，一定看到了半学斋中毛泽东的寓室，一定看到了那段文字，他们有什么感想？
确实，“新村主义”，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它被中国的先进青年普遍接受，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受其影响。然而，它也仅仅是“流行一时”而已，“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
历史是如此记载工读互助团、新村实验的结局：
“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于是，“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可是，“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也因为“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这就是说，这种“新村”建设，仅仅是一种美丽的梦幻而已。
后来，毛泽东反思也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19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尽管“新村梦”破灭了，但毛泽东等人的这种探索精神永不过时；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失败中再探索，在再探索中又选择，不找到一条实现“改造中国与社会”和实现个人价值有机结合的道路，决不停下探索的足步。（制图/李雅文 记者 文热心）
■链接
致周世钊信(节选)
（1920年3月14日）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定为下列几种：
（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
（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
（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
（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蕴真）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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