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证人
1946年5月，初夏，东京市涩谷区杜鹃正盛。红白掩映之中，满眼都是破败景象。战后的东京，七成以上的建筑被炸毁烧光，遍地焦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的大楼，是断壁残垣中完整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建筑之一。
选择这栋建筑作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地有着象征意义。这栋大楼在战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摇篮；在战时是军部和参谋本部合组的大本营所在地。
日本侵略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心，这时成了战犯们接受审判的法庭。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
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审判方式，法官必须保持中立，控辩双方的交锋是庭审的重头戏。而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现代法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因而从理论上说，在最终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们是不能被认为有罪的，而如果他们在控辩双方的交锋中占据了优势，甚至有被判无罪的可能。
这一点让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检察官都很不适应。
中国检察官倪征燠回忆参加东京审判时曾经写道：“在审判的第一阶段，都是涉及中国受侵略的问题，但中国方面没有估计到战犯审判会如此复杂，而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想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
在庭审的最初阶段，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席的中国证人也无所适从。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本“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无实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台。事后，秦德纯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是战犯审判我们。”
而那些受审的甲级战犯们，却在充分利用着法庭给自己提供的“权利”。“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的土肥原贤二，自上庭之后就一言不发，连法官的提问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电影经典台词“你有权保持沉默”的现实版。
同样是“九一八事变”主谋、被称为“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称自己无罪，甚至叫嚣“要与检察方大战三百回合”。
直到8月16日，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板垣一下变了脸色。
大约在午前11时25分左右，法庭执行官引导着一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他身后却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
“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绍。
中国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就这样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 日本最负盛名的报纸《朝日新闻》这样形容这一天之于东京审判的意义——“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溥仪将在8月16日出庭的消息其实早已传扬出去。这一天法庭的“上座率”远远高于往常。曾经定价几百日元的旁听券被炒出了数倍的高价，前排的贵宾席平时稀疏冷落，现在却满满当当。
曾经随侍溥仪15年的“侍卫长”工藤忠百般活动，都没能在旁听席上抢到一把椅子，最后他终于搞到一个“某报社的临时记者的身份证”，却发现自己只能被众多的媒体记者挤在后面……
与那些抱着好奇心态争睹中国末代皇帝真容的旁听者不同，被告席上的诸多甲级战犯，特别是与溥仪有着直接关系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对溥仪的出现大感惊惧。曾经被他们操纵在股掌之中的牵线木偶，现在是他们被控罪行的最直接证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在溥仪的叙述中，这几个人的名字不断出现着。美籍检察长季楠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仪问道：“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
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是。”
有媒体这样记述板垣的反应：“在法庭聆听之板垣，闻提渠之名，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渠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谓渠运用威胁时，渠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伪作未见，若无其事然。”
证人席上的溥仪，其实内心也不平静。直到乘飞机从苏联到日本的途中，他还在惴惴不安地揣测，自己不是去作证，而是被送回中国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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