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关前后
根据法庭规定，证人出庭后的第一阶段是直讯部分，由提证一方对证人的身份、所见所闻进行问答。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记载，溥仪给自己设计了这样的开场白：“我继位之后的第三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
一个被推翻了的前朝皇帝，称孙中山是“伟大的人物”，用 “腐败”一词形容自家王朝，说中国革命是 “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年报纸上的奇闻。
不过，这样的自我剖白对审判并没有价值，法庭的评价仅有一句“离题太远”。负责询问的检察长季楠立刻抛出了关键的问题，“你退位后为什么要离开天津去满洲？”
溥仪是如何出关的，直接关系到伪满洲国是如何成立的。
在溥仪的口中，这是胁迫和绑架下的行为：“（‘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长春市溥仪研究会副会长王庆祥说，溥仪离开天津是日本长期策划与准备的结果，为了在侵占东北后将溥仪诱骗到东北，各方面势力软硬兼施。
根据“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河本大作后来的供词，1929年秋，日本军部便决定在“满洲问题”上启用溥仪。东北是清王室的发祥地，当地的旧王公贵族对溥仪抱有忠诚，便于控制。军部认为，由于幼年退位，没有强大的后台和根基，溥仪是一个易于驾驭的对象。
1931年9月22日，沈阳的枪炮声刚刚平息，板垣征四郎在沈阳参加了关东军的秘密会议，会上炮制出所谓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要以溥仪作为“国家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9月30日，板垣还专程派人前往天津与溥仪接触，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这时，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土肥原贤二出现在溥仪面前。
土肥原贤二是个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阴谋家，他在各路军阀中游走多年，致力于分裂中国的勾当，日本投降后，他作为28名甲级战犯之一，被东京法庭批捕。
1931年3月，日本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土肥原任机关长，那时就与溥仪多有接触。“九一八事变”当天，土肥原被召回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奉天特务机关，成为事变核心指挥之一。10月25日，土肥原又到了天津。
对伪满洲国的建立，溥仪其实不像他说的那样完全被迫。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复辟清王朝的机会。在和土肥原的会面中，溥仪最关心的是“满洲国”的“国体”，当时，土肥原贤二信誓旦旦地表示，“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在溥仪的智囊中，一直存在两方意见，包括他的生父载沣、老师陈宝琛在内的一些人始终对日本人心存怀疑，不赞成他贸然前往东北。溥仪开始有几分犹豫，这时，一些带有威胁意味的“礼物”出现了，也就是溥仪在法庭上所说的“水果炸弹”。
驻在静园附近的日本兵拿走了炸弹，第二天便鉴定它们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生产的。数封措辞强硬的恐吓信也被送到了溥仪的桌面上，上面的基本意思都是“如果不离开，便会有生命危险”。惊吓之中，溥仪决定，立刻动身去东北。
其实，第二天的《北平晨报》上便有人披露，炸弹是土肥原贤二安排的。
溥仪告诉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见面。板垣对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利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板垣邀请溥仪当这个“新国家”的元首。
季楠问：“你答应了吗？”
溥仪说：“我拒绝了，因为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
溥仪当时确实拒绝了板垣，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根据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会见板垣》一节，板垣告诫溥仪，“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溥仪发现自己坐的不是大清的龙廷，便表示了反对意见。
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屈服了。
溥仪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变的，“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我已处在旅顺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话可说！一旦拒绝日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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