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向毛泽东学世界眼光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

1936年7月16日，在陕北中央红军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毛泽东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美国医生马海德，并接受了斯诺的采访。7月至10月间，毛泽东和斯诺一共进行了十余次谈话，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了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他自己的家庭和他的前半生。斯诺离开陕北后，将自己的采访笔记整理成书，于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该书出版后反响巨大，吸引了大批外国记者、医生、作家来到延安。此后，包括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比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美国记者王公达、美国军人卡尔逊、德国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等相继来到延安，毛泽东均亲切接见，向其宣传中共的性质、中共的抗日政策、中共抗战的决心，并就国际局势进行讨论。毛泽东与外国友人的“亲密接触”，让美国乃至世界了解了中共及中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开启了中共“公共外交”的大门。

1944年7月，美国政府派出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其间，毛泽东与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成员频繁接触，双方广泛了解并交换意见。据军事观察组政治负责人谢伟思回忆，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在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接触，对“共产党中国”有了切实了解后，军事观察组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建议，即放弃片面同蒋介石政府的错误政策，更加灵活地对待中国共产党，以降低把美国利益同蒋介石的命运牢牢捆在一起的危险性。遗憾的是，这一政策最终没有为美国政府所接受。不过，在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史上，这无疑是一次重大且成功的探索。

1949年初，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为了使新中国成立后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和援助，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制定外交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苏联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认识上有着最亲近关系的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并非一直和谐无间，由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的势力估计不足、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不了解，苏联一度出现了徘徊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暧昧阶段。毛泽东凭借着他对世界局势的充分把握，审时度势地，于1949年春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政策。

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西柏坡会见斯大林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向其阐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说，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整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这便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内涵，向苏联表明了立场。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提出“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让新生的人民政权稳住了阵脚。为了结交更多的国际朋友，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又发挥智慧，提出一个适用于处理一切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毛泽东在会见尼赫鲁时提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毛泽东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互利平等。”1954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缅甸总理吴努时再次指出：“五项原则是一个大的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事情。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现在在世界上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讲讲就算了，另一种是要具体实现。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它们是讲讲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我们不要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9页。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和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很快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承认和肯定。1955年，亚非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宣言中很好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精神。毛泽东的世界眼光再次发挥智慧效用。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各种势力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后，新的战略格局形成。美国因深陷越战泥潭，在美苏争霸中逐渐处于守势；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愈发表现出咄咄逼人之势，对中国构成很大威胁。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世界格局的这一巨大变化，开始重新审视中美关系，并且利用美国的急切需要，推动中美关系走向缓和。1970年8月，毛泽东再次邀请老朋友斯诺来华做客，斯诺成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个被允许进入中国的西方记者。10月1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亲自接见。第二天，一张主席与斯诺夫妇的合影照片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这张照片可以看作毛泽东向美国政府发出的含蓄而又饶有深意的信号。12月18日，斯诺被毛泽东请进中南海，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愿意同美国改善关系。毛泽东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1971年2月，斯诺离开中国，在意大利刊物上发表了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引起美国和全世界的巨大反响。随后，毛泽东导演乒乓外交，中美关系大门打开。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京访华。当天，毛泽东便在中南海接见了尼克松一行，对峙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两个大国，开始实现关系正常化。

随着中国和美国关系的逐步改善，一个新的世界政治地图的轮廓开始形成。在这一背景之下，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对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保卫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对外关系也产生积极效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在国际上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声望，再次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良好风范。

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动与外国友人接触和交流，向外部世界介绍中共及其革命，开启中共“公共外交”之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审时度势，把握世界局势发展变化之趋势，制定出适应国情、世情的外交政策。这种接触世界、对接世界的气魄是毛泽东世界眼光的体现，为新中国“结交”到更多的国际友人、融入国际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