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意识到学习国外事务的重要性。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专门就吸收外国进步文化进行论述，提出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毛泽东认为外国的进步文化，凡属于我们用得着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吸收。毛泽东对学习方法也加以探讨，主张学习外国文化“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1944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时，再次谈到批判地学习国外事务的问题，他说道：“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经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扬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他最后总结说，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应采用适当形式极其重要，不可盲从。《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这种批判地学习、不可盲从的思想一直贯穿至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是他长期思考后的一个总结。文中专章论述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毛泽东认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提得是对的，只不过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不愿提、不敢提。提这种口号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提的时候“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3页。毛泽东长期以来所持的“向外国学习”的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得到了很好体现。
至于怎样向外国学习，也就是学习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在文中也做了充分论述，将其主要归结为三点：一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毛泽东认为：向外国学习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外国的自然科学，我们也要有批判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742页。二是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地学。毛泽东认为，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一方面要坚持并在实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吸收外国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是要吃大亏的。要把中国和外国的东西有机结合起来，而不能简单套用国外的东西。三是变为己用地学。毛泽东主张：“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8页。换言之，不仅要简单学习，还要学会运用，并且中国化的运用。毛泽东曾打比喻说，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向外国学习，目的还是要创作中国的东西，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
对于外国进行学习和借鉴也是毛泽东世界眼光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曾说，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搬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向国外学习，包括学不学、学什么、怎么学，毛泽东既体现了对中国的坚守，又体现出了宽广的世界视野。毛泽东从来不吝啬对国外的学习，但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一方面他说“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方面他也说“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都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困境。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自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争取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毛泽东的这次访苏之行，不仅为中国带来了3亿美元贷款的经济援助，还为中国带来了援建50家企业的技术支持。到1955年，中国确定向苏联引进的项目达到156个。除引进先进设备外，毛泽东也很重视人才智力的引进。据统计，自1949年8月刘少奇从苏联带回第一批专家开始，到1960年苏联全部撤走专家为止，援华的苏联专家总人数超过了18000人。而前往苏联学习的中国人人数更为庞大，1950年至1960年间，苏联共接受38000多名中国公民前去学习或实习，1949年至1966年，苏联的学院和研究机构共培养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实习生11000多人。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318页。这群留学生中很多人学成归国后成长为各条战线的领军人物，江泽民、李鹏等还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
在向外国学习先进器物方面，毛泽东的眼光宏大而深远，1956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驻华大使时指出，中国虽然地域广博，拥有6亿人口，但是力量还很弱。中国不会向别人翘尾巴。中国愿意向丹麦学习，也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我们也愿意向冰岛学习。如果我们有翘尾巴的行动，你们可以批评我们。《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将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的重点转向西方。“四三方案”是毛泽东“策划”的又一个杰作。所谓“四三方案”是指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这是中国继20世纪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
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提交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报告中建议引进4亿美元的化纤、化肥设备，得到毛泽东批准。同年8月6日，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的批示，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设备价值约为4亿美元，也得到了毛泽东批准。同年11月7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价值6亿美元的22套化工设备，毛泽东批示要求计划委员会采取一个一体化的更大规模的进口方案。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时候，在今后3至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包括13套大型化肥设备，4套大型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等大型项目，计划总额为43亿美元，“四三方案”即得名于此。之后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514亿美元。中国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四三方案”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示和领导下完成的。
开放式学习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实践，毛泽东是二者兼而有之：既有对中国与外国关系的深度思考，又有从苏联引进156项重要项目、与西方国家签订“四三方案”的具体实践，毛泽东的世界眼光在“向外国学习”的命题中折射出智慧的光芒。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从来都是“胸怀天下，放眼世界”。少年时代，毛泽东熟读世界英雄传记并以此激励自己的壮志。青年时代，毛泽东指点祖国江山，创办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动与外国友人接触和交流，向外部世界介绍中共及其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顺应世界局势发展变化之趋势，从创建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到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到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毛泽东总能审时度势，制定出适应国情、世情的中国外交政策。毛泽东大胆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且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正是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夯实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具有世界眼光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开创中国外交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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