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向毛泽东学世界眼光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完长征最后一段行程，即将到达陕北，毛泽东登上岷山峰顶，眺望远处莽莽昆仑，心中涌起无尽遐想，即兴赋诗一首：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一首《念奴娇?昆仑》，具有穷尽八荒、涵盖环宇之气魄，把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交往、中华民族愿与世界人民共享大自然和人类文明智慧成果的思想抒发得淋漓尽致，毛泽东的世界眼光在诗中展露无遗。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毛泽东一生仅出国两次，却对世界情况了如指掌，他这种关注世界、心忧天下的情怀，早在青少年时代即已养成。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韶山冲，来到离家50里路远的东台山下，进入湘乡县一所“新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在那里，毛泽东接触到许多西方“新知识”。一次，毛泽东见到同学萧三手里拿着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便借来阅读。过了几天，还书时，他很抱歉地对萧三说：“对不起，我把书弄脏了！”萧三打开一看，整册书都被毛泽东用墨笔打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便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即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惠灵吞（即英国威灵顿公爵）、格兰斯顿（即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传记。毛泽东激动地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顿了一会儿后，他又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她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了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

西方“新知识”为少年毛泽东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看到了更大更远的世界。一年后，毛泽东离开东山高等小学堂，省城长沙成了他的目的地。经过几番辗转之后，1912年起，毛泽东决定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进行自学，自学期间，毛泽东第一次大量学习和接受西方思想文化，较为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及这段往事时回忆说：“在这段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即《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即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即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史地混合起来。”斯诺等著，刘统编注：《早年毛泽东》，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5页。

1914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个时刻关注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进步青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背倚山林，出学校大门不远，还有修好不久的粤汉铁路的一段——长株路。晚饭过后，学生们常常到山上或者顺着铁路去散步。在散步时，毛泽东向同学们诉说中国以及世界的新闻，有条有理，了如指掌。那时正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毛泽东就像是给同学们做每周以来国际国内军事政治的时事报告：奥国的太子怎样被杀死，威廉第二怎样出兵，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学们都惊叹于毛泽东的脑袋，同样是看报，毛泽东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却是如此清晰。斯诺等著，刘统编注：《早年毛泽东》，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5页。

除了通过报纸了解世界局势变动，从而认知世界、了解世界，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对他影响巨大。杨昌济海外留学10年，学贯中西，主张以西方所得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来批判中国封建伦理，决心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学术，曾明确提出要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在杨昌济老师的介绍下，毛泽东接触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以前所未有之规模引入中国社会，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最热心的读者。毛泽东在广泛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时，深深感受到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指出“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组织“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主张“向外发展”，争取到国外去了解世界的大势。毛泽东酝酿组织“留俄队”到俄国勤工俭学，学习苏联和欧洲的经验。直到1921年9月，毛泽东还计划在国内做三四年的准备，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国”。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这一切都为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打下基础。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深刻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互相激励，是极其巨大的。”〔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7页。他认定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同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取得国际援助，同时又要对世界事务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便是毛泽东观察世界认知世界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1935年，当中国工农红军历经艰难险阻到达延安之后，毛泽东身居窑洞、眼观世界，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立论前提。之前，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想要割开也不可能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这一思想又作了进一步阐释，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他的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是利用世界眼光来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的典范，为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没有放松对世界形势的学习和研究，一天几万字的《参考消息》是他每日必看的重要刊物。《参考消息》是一份汇集各国情况的报纸。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内部刊物，认为这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参考消息》成为他制定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参考材料之一。有重要内容的，他常常批给别人去看或印发会议。除了重要新闻，毛泽东对《参考资料》上所刊登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回忆录也很感兴趣。他说，这些回忆录里有很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很值得看看。他不仅自己认真阅读，还推荐身边的同志也要多阅读，并且多次强调，“我们的人要见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

毛泽东对于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社会动态的了解程度，让许多外国人士感到惊讶。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王安娜在延安采访，惊叹于毛泽东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毛素有博览群书之称，看来是有根据的。他让我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知识与高度智慧的结合，他的话对我充满着魅力。他一次也没到过国外，也不像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毛泽东好几次和我讲到他对外国有趣的见解，这些见解是从以前的西欧小说和历史书上得来的。”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提到“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他问到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回忆她1946年同毛泽东的那次谈话时说，“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他像安排打仗的战略那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主席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

1973年，毛泽东接见过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据惠特拉姆事后回忆：“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交换意见，显然使他感到高兴。听到来自不同社会的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他从中可能得到某种刺激，不论我的看法多么错误。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毛泽东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预见性以及观察国际动向的敏锐性，同他所具备的丰富的国际情况知识储备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知识储备又与他自青少年时代起，即关注世界、心忧天下，始终学而不厌地、主动地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在毛泽东身上，真正体现了中国那句老话——“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