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向毛泽东学知人善任

用人之术

毛泽东所说的“术”，主要不是指权术，而是指用人的方法和策略，是“善任”的意思。首先是用人之长、人尽其才。所谓“用干部”，“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发挥长处是克服短处的最好办法”。清朝诗人顾嗣协的一首诗表达的就是这一点：“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也就是说，任用人才，要扬长避短。

中国炮兵部队的奠基人之一朱瑞，1945年6月，中央曾任命他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但他却找到毛泽东，要求去从事炮兵建设工作，理由是他在苏联炮兵学校学习过，对炮兵比较熟悉。毛泽东非常看中他在炮兵建设上的能力，且赞赏他不计较个人权位的品德，于是任命他为延安炮兵学校的代理校长。日本投降以后，朱瑞率领炮兵学校迁往东北。经过他的积极努力，东北部队不久即组建了10个炮兵团、6个炮兵营和20多个独立炮兵连，这些部队在历次大的战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10月，朱瑞被任命为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1948年，东北炮兵已发展到16个团，且拥有4700余门火炮，为辽沈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大功。与此同时，朱瑞领导的炮校也给其他军区输送了几百名干部，为全军的炮兵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从而使炮兵成为党的军队的一个重要兵种。

毛泽东用人之长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对刘伯承的改任。1950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此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刘伯承闻讯后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辞去现职，去主持学院工作。毛泽东很快复信表示同意，因为他是了解刘伯承的军事教育才能的。刘伯承曾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他一向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在他率领的部队中，经常办有轮训队、随营学校和军政学校。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他还担任过中央红军学校校长、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所以，让他担任军事学院院长一职再合适不过了。刘伯承在这一职位上干了七年之久，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军事干部，推动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

用干部，毛泽东不主张求全责备，他说：“一个人，才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亦有善点，不可执一而弃其一。”特别是对那些犯错的人，不能只看到他的错，而要使他知错大为。一代名将许世友战功卓著，但也有明显的缺点，性格刚烈、脾气暴躁。他当年试图带人出逃反被毛泽东重用的故事，被演绎得精彩离奇。据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求证，实际情况是：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当时他的确想不通为什么下死力气整张国焘，他认为老张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不怎么四方面军还会有8万多人？后来，他在会场上说了自己的这个看法，立刻遭到痛打。林彪、萧华还说要枪毙他，谢富治是老战友了，居然听了林彪的话，把枪拔了出来。许世友气得大骂：“老子不干了，老子去学梁山好汉，落草为寇去！”就是这句话后来被以讹传讹地演绎为许带兵出逃或者本人出逃。毛泽东知道后，亲自去看许世友，和他谈了3个小时。这个过程许世友始终没有正面说过，他就是说：“主席真有水平，比老张强，我觉得跟着他干，能行，弯子就转过来了。”毛泽东从许世友那里出来，说：“以后，谁也不许再难为世友同志，认识错误都要一个过程。”再以后，许世友被委以重任。该书还提到，这是毛泽东和许世友相知的开始。此后的故事更体现了毛泽东对许世友别样的任用：1964年，毛泽东问过许世友：如果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办？许世友回答：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干他个驴X的！不论他是谁！毛泽东大为满意，说许世友党性强，还和他一起回忆了当年延安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对党内高级干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回答：“我就带兵进京勤王。”公开以后，把“勤王”两个字去掉了。毛泽东很高兴，说你许世友的屁股始终是坐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再有能力的人也不能保证做每一件事都成功，尤其在战争年代，胜败乃兵家常事。对此，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用干部不以成败论英雄。1937年盛夏，原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延安。当时，一些人埋怨他把几万人马给搞光了，一个光杆司令还回来干什么？然而，毛泽东对徐向前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安慰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了鸡何愁没蛋呢？”徐向前作为一位杰出将领，曾屡屡立下战功。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只要将帅在，队伍自然还会有的，毛泽东深谙此道。后来，他派徐向前奔赴抗日前线，重担大任。恰如毛泽东所说，徐向前率领的部队在华北艰难的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到内战时期，他领导下的地方部队6万余人全部转变为主力部队，仅仅一月之内，就消灭了阎锡山的精锐部队10万人。试想如果当年不是毛泽东正确的对待，自然不会有如此的战果。

可见，“善任”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善于帮助和任用那些犯过错误的人。毛泽东曾花相当篇幅论述这一点：“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因为“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作为领导者，可贵之处就在于“使人改过”或“教人改过”。

毛泽东还借古代的吏治故事多次表达过这一点。据《智囊》卷三记载，西汉成帝时，武官出身的朱博做了翼州刺史。一次外出巡视，地方官吏和老百姓数百人拦道告状。一位老从事将情况告诉朱博，请他滞留该县处理。朱博心中明白这位从事是要探试自己的处事能力，便让他明文告示：想告县级官吏的人，各自到自己郡里去告，本刺史不直接监察这一级官吏；想告郡守、邑宰一级官吏的人，等本刺史巡视回到治所再来告；其他那些打官司举盗贼的事情，则到各个相应衙门去反映。告示一出，四五百人顷刻散去。谁都没有想到朱博应变能力这样强。朱博后来调查发现，果然是那名老从事唆使百姓聚众拦道，遂“杀此吏”。毛泽东读后批注：“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

该书还记载了朱博的另一件事。长陵大姓中有个人叫尚方禁，年轻时盗人妻被砍伤面颊。官府功曹受了贿赂，不仅没有革除尚方禁，反调他作守尉。朱博听到此事，召见尚方禁，故意问他脸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尚自知朱博已知实情，连忙叩头据实禀报。朱博笑道：“我想为你洗雪耻辱，你愿意为我效力吗？”尚惊喜道：“万死不辞。”于是，朱博让他作耳目。这样，尚方禁经常破获盗劫等犯罪活动，很见成效，后升至县令。后来，朱博又召见那位功曹，一一列举尚方禁等人的事，痛加斥责，令他将自己受贿之事全部写下来。功曹惶恐万状，详记所有为奸为贪为贼之事。朱博也要他改过自新，然后拔刀将他所写罪状裁成纸屑。这位功曹从此以后战战兢兢、尽心尽力，办事再不敢有任何差错。毛泽东读到这里，批注曰“使人改过自效”。

据史书记载，三国时蜀国重臣法正很有才干，直言善谏，但有个毛病，常常义气用事，并计较个人恩怨。有人建议诸葛亮奏报刘备，“抑其威福”。然而，诸葛亮则从大局出发，认为法正恰如羽翼一样辅佐刘备，不必因小过而束缚其施展才干。毛泽东在《资治通鉴》中读到此事，批注说：“观人观大节，略小故。”其实，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向萧军说过类似的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是自然的道理，领导者必须深刻地懂得这一点。1975年，毛泽东再次批示强调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

从毛泽东的这些批注，可以更好地理解毛泽东的用人方法，这里确实有点“术”的味道，当然，这是在深知人性基础上的“术”。1963年10月，毛泽东在天津与中共中央华北局和省市负责人谈话时还讲道：“人是可以觉悟的。陈平是贪污犯，汉高祖给他钱，他不记账。后来做了宰相，除吕保刘。可见人有错误是可以改的，除罪大恶极、血债严重、群众不答应的以外，贪污这一条，能改的还可以使用。”当然，错误是有限度的，像黄克功那样的杀人，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贪污，毛泽东还是“挥泪斩马谡”。其实，这是用干部的另一面，杀一儆百。

毛泽东在“善任”方面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善于任用那些有“污点”或“恶点”的人，从而使之改过自新。井冈山斗争初期，军队人数不多，加上战斗频繁、伤亡较大，而兵源又难于补充。为此，部队在征兵时，常常吸收一些俘虏充实队伍。这些俘虏在原来军队里沾染了不少恶习，吃喝嫖赌样样都干，还有不少人抽大烟。当时，许多工农出身的战士对这部分人很反感。但毛泽东没有轻易放弃他们，而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改造，引导他们按红军的规矩办事。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还充分利用他们抽大烟的“特长”，把这些人编成一个侦察队，让他们化装成烟客深入敌占区的烟馆搜集情报。后来，这些人大都被改造成了合格的红军战士。把旧人改造成新人，这是毛泽东用人的神奇之处。

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的匪患很严重。其中有一个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武功高强、身手敏捷、枪法奇准，长期为患一方。后来，经过贵州省军区努力，终于将其擒获。按其罪责，应当严惩。当省军区把此事上报到中央时，毛泽东竟下令放了她。显然，毛泽东的考虑更全面：当时剿匪虽然已接近尾声，但情况仍然十分复杂，特别是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程莲珍经过说服教育后，果然洗心革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劝说了22名匪徒向政府投降。有几个号称“八大金刚”的匪首，特别凶狠狡猾，拒不投降，程莲珍动员他们家属去劝降多次未果，于是她带着部队进山将他们一一击毙。化恶为善，善莫大焉！如果这也叫作“术”，则领导者要学，特别是面临复杂的社会形势的时候。

美国企业家查雪尔曾说：“授权，是一个事业的成功之途。它使每个人感到受重视、被信任，进而使他们有责任心、有参与感，这样，整个团体同心合作，人人都能发挥所长，组织也才有新鲜的活力，事业方能蒸蒸日上。”毛泽东“用干部”就非常善于授权，“用则不疑，疑则不用”，即注重发挥下属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战争年代，他给前方将领的电报和指示，很多都写有“请酌办”、“望机断行之”、“请将你们意见电告”、“请按实情决定”、“望酌情机断行之”等语，甚至专门嘱咐“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即使对于林彪在辽沈战役中开始不打锦州而打长春的错误主张，毛泽东也一方面进行说服，一方面又令示“如有意见请速电告，否则即照此执行”，甚至说“你们如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淮海战役中，毛泽东也曾电示总前委：“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邓临时处治，不要请示。”

这恰恰与蒋介石在战役指挥时的电令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下达的电文里充满了“务必”、“限于”、“特令”等严厉词句，甚至常常强调“倘有延误，决按军律从严惩处，不稍宽待”。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只有前线指挥最熟悉，需要临场发挥，当机立断。如果对第一线的将领规定过死，势必束缚他的手脚，不敢负责，造成贻误战机。蒋介石虽然为军事科班出身，其属下也战将云集，但在具体的战役指挥上，他却总是疑心重重，不善于“授权”，反而横加干预，这不能不说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唐朝的陈子昂曾提出“用人四忌”，即“好贤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终，能终而不能赏，虽有贤人，终不可用矣”。毛泽东与蒋介石可以说是这“四忌”的两个相反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