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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泽东学习》图书连载

十、向毛泽东学知人善任

2013年12月03日16:1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用人之术

毛泽东所说的“术”,主要不是指权术,而是指用人的方法和策略,是“善任”的意思。首先是用人之长、人尽其才。所谓“用干部”,“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发挥长处是克服短处的最好办法”。清朝诗人顾嗣协的一首诗表达的就是这一点:“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也就是说,任用人才,要扬长避短。

中国炮兵部队的奠基人之一朱瑞,1945年6月,中央曾任命他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但他却找到毛泽东,要求去从事炮兵建设工作,理由是他在苏联炮兵学校学习过,对炮兵比较熟悉。毛泽东非常看中他在炮兵建设上的能力,且赞赏他不计较个人权位的品德,于是任命他为延安炮兵学校的代理校长。日本投降以后,朱瑞率领炮兵学校迁往东北。经过他的积极努力,东北部队不久即组建了10个炮兵团、6个炮兵营和20多个独立炮兵连,这些部队在历次大的战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10月,朱瑞被任命为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1948年,东北炮兵已发展到16个团,且拥有4700余门火炮,为辽沈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大功。与此同时,朱瑞领导的炮校也给其他军区输送了几百名干部,为全军的炮兵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从而使炮兵成为党的军队的一个重要兵种。

毛泽东用人之长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对刘伯承的改任。1950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此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刘伯承闻讯后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辞去现职,去主持学院工作。毛泽东很快复信表示同意,因为他是了解刘伯承的军事教育才能的。刘伯承曾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他一向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在他率领的部队中,经常办有轮训队、随营学校和军政学校。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他还担任过中央红军学校校长、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所以,让他担任军事学院院长一职再合适不过了。刘伯承在这一职位上干了七年之久,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军事干部,推动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

用干部,毛泽东不主张求全责备,他说:“一个人,才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亦有善点,不可执一而弃其一。”特别是对那些犯错的人,不能只看到他的错,而要使他知错大为。一代名将许世友战功卓著,但也有明显的缺点,性格刚烈、脾气暴躁。他当年试图带人出逃反被毛泽东重用的故事,被演绎得精彩离奇。据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求证,实际情况是: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当时他的确想不通为什么下死力气整张国焘,他认为老张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不怎么四方面军还会有8万多人?后来,他在会场上说了自己的这个看法,立刻遭到痛打。林彪、萧华还说要枪毙他,谢富治是老战友了,居然听了林彪的话,把枪拔了出来。许世友气得大骂:“老子不干了,老子去学梁山好汉,落草为寇去!”就是这句话后来被以讹传讹地演绎为许带兵出逃或者本人出逃。毛泽东知道后,亲自去看许世友,和他谈了3个小时。这个过程许世友始终没有正面说过,他就是说:“主席真有水平,比老张强,我觉得跟着他干,能行,弯子就转过来了。”毛泽东从许世友那里出来,说:“以后,谁也不许再难为世友同志,认识错误都要一个过程。”再以后,许世友被委以重任。该书还提到,这是毛泽东和许世友相知的开始。此后的故事更体现了毛泽东对许世友别样的任用:1964年,毛泽东问过许世友:如果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办?许世友回答: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干他个驴X的!不论他是谁!毛泽东大为满意,说许世友党性强,还和他一起回忆了当年延安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对党内高级干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回答:“我就带兵进京勤王。”公开以后,把“勤王”两个字去掉了。毛泽东很高兴,说你许世友的屁股始终是坐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再有能力的人也不能保证做每一件事都成功,尤其在战争年代,胜败乃兵家常事。对此,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用干部不以成败论英雄。1937年盛夏,原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延安。当时,一些人埋怨他把几万人马给搞光了,一个光杆司令还回来干什么?然而,毛泽东对徐向前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安慰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了鸡何愁没蛋呢?”徐向前作为一位杰出将领,曾屡屡立下战功。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只要将帅在,队伍自然还会有的,毛泽东深谙此道。后来,他派徐向前奔赴抗日前线,重担大任。恰如毛泽东所说,徐向前率领的部队在华北艰难的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到内战时期,他领导下的地方部队6万余人全部转变为主力部队,仅仅一月之内,就消灭了阎锡山的精锐部队10万人。试想如果当年不是毛泽东正确的对待,自然不会有如此的战果。

可见,“善任”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善于帮助和任用那些犯过错误的人。毛泽东曾花相当篇幅论述这一点:“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因为“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作为领导者,可贵之处就在于“使人改过”或“教人改过”。

毛泽东还借古代的吏治故事多次表达过这一点。据《智囊》卷三记载,西汉成帝时,武官出身的朱博做了翼州刺史。一次外出巡视,地方官吏和老百姓数百人拦道告状。一位老从事将情况告诉朱博,请他滞留该县处理。朱博心中明白这位从事是要探试自己的处事能力,便让他明文告示:想告县级官吏的人,各自到自己郡里去告,本刺史不直接监察这一级官吏;想告郡守、邑宰一级官吏的人,等本刺史巡视回到治所再来告;其他那些打官司举盗贼的事情,则到各个相应衙门去反映。告示一出,四五百人顷刻散去。谁都没有想到朱博应变能力这样强。朱博后来调查发现,果然是那名老从事唆使百姓聚众拦道,遂“杀此吏”。毛泽东读后批注:“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

该书还记载了朱博的另一件事。长陵大姓中有个人叫尚方禁,年轻时盗人妻被砍伤面颊。官府功曹受了贿赂,不仅没有革除尚方禁,反调他作守尉。朱博听到此事,召见尚方禁,故意问他脸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尚自知朱博已知实情,连忙叩头据实禀报。朱博笑道:“我想为你洗雪耻辱,你愿意为我效力吗?”尚惊喜道:“万死不辞。”于是,朱博让他作耳目。这样,尚方禁经常破获盗劫等犯罪活动,很见成效,后升至县令。后来,朱博又召见那位功曹,一一列举尚方禁等人的事,痛加斥责,令他将自己受贿之事全部写下来。功曹惶恐万状,详记所有为奸为贪为贼之事。朱博也要他改过自新,然后拔刀将他所写罪状裁成纸屑。这位功曹从此以后战战兢兢、尽心尽力,办事再不敢有任何差错。毛泽东读到这里,批注曰“使人改过自效”。

据史书记载,三国时蜀国重臣法正很有才干,直言善谏,但有个毛病,常常义气用事,并计较个人恩怨。有人建议诸葛亮奏报刘备,“抑其威福”。然而,诸葛亮则从大局出发,认为法正恰如羽翼一样辅佐刘备,不必因小过而束缚其施展才干。毛泽东在《资治通鉴》中读到此事,批注说:“观人观大节,略小故。”其实,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向萧军说过类似的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是自然的道理,领导者必须深刻地懂得这一点。1975年,毛泽东再次批示强调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

从毛泽东的这些批注,可以更好地理解毛泽东的用人方法,这里确实有点“术”的味道,当然,这是在深知人性基础上的“术”。1963年10月,毛泽东在天津与中共中央华北局和省市负责人谈话时还讲道:“人是可以觉悟的。陈平是贪污犯,汉高祖给他钱,他不记账。后来做了宰相,除吕保刘。可见人有错误是可以改的,除罪大恶极、血债严重、群众不答应的以外,贪污这一条,能改的还可以使用。”当然,错误是有限度的,像黄克功那样的杀人,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贪污,毛泽东还是“挥泪斩马谡”。其实,这是用干部的另一面,杀一儆百。

毛泽东在“善任”方面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善于任用那些有“污点”或“恶点”的人,从而使之改过自新。井冈山斗争初期,军队人数不多,加上战斗频繁、伤亡较大,而兵源又难于补充。为此,部队在征兵时,常常吸收一些俘虏充实队伍。这些俘虏在原来军队里沾染了不少恶习,吃喝嫖赌样样都干,还有不少人抽大烟。当时,许多工农出身的战士对这部分人很反感。但毛泽东没有轻易放弃他们,而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改造,引导他们按红军的规矩办事。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还充分利用他们抽大烟的“特长”,把这些人编成一个侦察队,让他们化装成烟客深入敌占区的烟馆搜集情报。后来,这些人大都被改造成了合格的红军战士。把旧人改造成新人,这是毛泽东用人的神奇之处。

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的匪患很严重。其中有一个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武功高强、身手敏捷、枪法奇准,长期为患一方。后来,经过贵州省军区努力,终于将其擒获。按其罪责,应当严惩。当省军区把此事上报到中央时,毛泽东竟下令放了她。显然,毛泽东的考虑更全面:当时剿匪虽然已接近尾声,但情况仍然十分复杂,特别是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程莲珍经过说服教育后,果然洗心革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劝说了22名匪徒向政府投降。有几个号称“八大金刚”的匪首,特别凶狠狡猾,拒不投降,程莲珍动员他们家属去劝降多次未果,于是她带着部队进山将他们一一击毙。化恶为善,善莫大焉!如果这也叫作“术”,则领导者要学,特别是面临复杂的社会形势的时候。

美国企业家查雪尔曾说:“授权,是一个事业的成功之途。它使每个人感到受重视、被信任,进而使他们有责任心、有参与感,这样,整个团体同心合作,人人都能发挥所长,组织也才有新鲜的活力,事业方能蒸蒸日上。”毛泽东“用干部”就非常善于授权,“用则不疑,疑则不用”,即注重发挥下属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战争年代,他给前方将领的电报和指示,很多都写有“请酌办”、“望机断行之”、“请将你们意见电告”、“请按实情决定”、“望酌情机断行之”等语,甚至专门嘱咐“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即使对于林彪在辽沈战役中开始不打锦州而打长春的错误主张,毛泽东也一方面进行说服,一方面又令示“如有意见请速电告,否则即照此执行”,甚至说“你们如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淮海战役中,毛泽东也曾电示总前委:“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邓临时处治,不要请示。”

这恰恰与蒋介石在战役指挥时的电令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下达的电文里充满了“务必”、“限于”、“特令”等严厉词句,甚至常常强调“倘有延误,决按军律从严惩处,不稍宽待”。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只有前线指挥最熟悉,需要临场发挥,当机立断。如果对第一线的将领规定过死,势必束缚他的手脚,不敢负责,造成贻误战机。蒋介石虽然为军事科班出身,其属下也战将云集,但在具体的战役指挥上,他却总是疑心重重,不善于“授权”,反而横加干预,这不能不说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唐朝的陈子昂曾提出“用人四忌”,即“好贤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终,能终而不能赏,虽有贤人,终不可用矣”。毛泽东与蒋介石可以说是这“四忌”的两个相反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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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湘忆、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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