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向毛泽东学知人善任

容人之量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俗话说，有多大肚量，成就多大事业。毛泽东能够使中国“旧貌换新颜”，与他非凡的“容人之量”不无关系。他明确提出“用干部”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小圈子。例如，对于犯过“左”倾错误的王明等人，在党的七大上很多人都不主张再选他们为中央委员。可是毛泽东仍然提议把他们选进中央委员会。在他看来，过去中央对陈独秀、李立三的处理是不妥的，后果是不好的。经过他做工作，王明选上了中央委员，但是王稼祥没有被选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非常吃惊。王稼祥与王明、博古等人同属留苏学生群体，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他是否当选，关系到能否很好地团结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同志以及有过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同志。

为此，毛泽东向全体代表专门作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其中关于王稼祥落选的问题，讲得最多，也最着力。他说，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接着一件一件地列举了他的功劳，还特别提到了他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毛泽东非常肯定地指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结果，王稼祥以第二高票当选。后来毛泽东曾说，如果他们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大都是让毛泽东吃过苦头的，而在毛泽东掌握领导权以后，仍能够从大局出发、不计前嫌，足见“容人之量”。

毛泽东常说在用人问题上反对山头主义，同时在实际的人事安排中，又要照顾到山头。比如，对于来自不同根据地的、不同方面军的、不同部门的以及不同工作区域的干部，在任用时他常常注意平衡，避免一派独大，并强调要正确处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还要“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能不能处理好这些关系，关键就在于是否从党的事业出发，有“容人之量”。

在他看来，“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他一再强调，所有干部都是“一个父母生的”，是党的财富，不要分彼此；只要是愿意为革命事业出力的人，不管他来自什么地方，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即使是自己以前的仇人，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都要能够不记前仇，捐弃前嫌，团结任用。他十分警惕旧官场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现象，多次告诉秘书：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为此他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重人情重血缘关系传统的国度，能够用人不分亲疏，只问贤愚，着实不易。

这一点蒋介石就做得不好，反而借重古代的江湖做法。比如他与冯玉祥、张学良等很多党政要人都拜过把子，结为所谓的“金兰之好”。但到头来，仍不免分崩离析。再如，他是依靠“黄埔系”起家的。从国民党授衔的将领来看，主要来自“日本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抗战胜利后，“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此外，蒋介石用人还讲究同乡渊源。“浙江帮”横亘整个国民党权力系统。军事系统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掌握了国民党武器最先进的军队；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整个特务系统简直就是浙江人的天下；党务系统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古代虽有“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的说法，但是在经过五四反封建的中国，这已失去了号召力，而反映现代性的阶级、民族和国家观念逐渐演化为时代思潮。有意思的是，1935年蒋介石对新任内阁成员讲话的时候打过一个比喻，说为国家物色一个好的官吏就好比父母替女儿选女婿一样难。固然他是在说明选贤之不易，然而却无意中流露了他是以“家”的观念来谋国的。看来，毛泽东规定“共产党的章法”引他为戒，的确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的“容人之量”，还一度体现为对非党人才的任用上，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政府机构中有大量的非党干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7人中，非中共人士3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中，非中共人士28人。政务院总理、副总理5人中，非中共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政务委员21人中，非中共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0个部委主官，非中共人士13人。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6人中，非中共人士4人（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全国政协常委28人中，非中共人士17人。最高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主官2人中，非中共人士1人。参见当时的领导人名录。即使对于留下来的国民党党政要员，毛泽东也大都作了妥善的安排，有的还身居要职，比如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程潜、张治中；先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龙云、卫立煌、蔡廷锴；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的黄绍竑；担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担任林业部部长的刘文辉；1955年和解放军高级将领一道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陈明仁。“容人”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自信，是一种“天下为公”的胸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倡的“识人之智”、“用人之术”、“容人之量”，是“用干部”中的三个同时并举的不同侧面，亦可看作富有逻辑的三个环节，尽管他用来称赞武则天时使用的顺序并非如此。一般来说，只有“识人”，才能“用人”；只有在“用人”中才能看得出是否“容人”。不了解就不能很好地任用，知人善任，知人在先，善任在后，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和基础，善任是知人的延伸和深化。自然，任用的过程中，有一个是否能“容人”的问题。“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就是判断的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领导者“用干部”并不是说不用自己。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值得学习的。党的历史上，有许多部署重大战斗、战役的电报和中央文件，都是他自己起草、批发的；党报上许多重要的社论、评论，不少也出自他的手笔。他说过：“我的文章都是亲自写，文章要别人写，是危险的。”1958年1月，他还专门强调，领导干部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很明显，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把用人和用己结合起来的，才是好的领导干部。否则，纵然能够知人善任，说话办事也不那么硬气，腰杆也不那么挺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