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向毛泽东学知人善任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为此，他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把“用干部”作为领导者的两大责任之一。1967年6月7日，他向人谈到，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原因之一就在于用人得当。毛泽东还称赞过唐朝的武则天，说“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其实，这也是他的用人之道，是他个人对“用干部”的总结，他本人正是这样做的，从而才使他成为知人善任的能手。

识人之智

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领导干部要善于做伯乐，发现人才。唐太宗曾感叹，“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任何时候，以中国之大，贤才并不缺，就看治国者或当政者是否具有慧眼。古人云：乱世出英雄，何以如此呢？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太平之世，往往庸人当道，英才淹没于众而不显。三国时，如果不是战乱，刘备也不会三顾茅庐。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乱治交织，人才的标准也与古代大为不同。因此，他看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眼光。“识人之智”，其实就是毛泽东说的“善于识别干部”。他曾引用白居易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诗句，来说明识人之难。怎样才能“识别干部”呢？在他看来，一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即要对干部所生活的社会关系、社会经历和工作表现作全面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以点掩面、以偏概全。二是在实践中识别和考察干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三是依靠群众。他多次讲道，识别和考察干部必须走群众路线。干部好还是不好，有何特长和能力，群众最有发言权。在江西斗争时期，毛泽东对罗荣桓的选用集中体现了这三点。

1930年，林彪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但军政委一职让谁担任令毛泽东颇费脑筋。因为林彪这个人性格有点古怪，平时少言寡语，别人很难与他交流和共事，自他担任28团团长以来，同历届党代表的关系都不好。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最后选中了红四军第二纵队的党代表罗荣桓，“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井冈山斗争时，毛泽东就发现了他许多可贵的品质：凡是要求战士做的，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时掩护在后；行军时为病号扛枪，宿营时下班查铺。罗荣桓上任后果然不负所望，把红四军的政治工作包括后勤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即使林彪对他也无可挑剔。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重用，罗荣桓后来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成就卓著，从而使他成为唯一的一位政工干部出身的元帅。他去世后，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律诗，即《吊罗荣桓同志》，其中有：“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充分表达了对他的深情和倚重。

反映毛泽东“识人之智”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他对粟裕的发现和重用。抗日战争时，粟裕卓越的军事才能已为毛泽东觉察。1945年9月，他被任命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内战爆发后，他率部以3万人迎战国民党军12万人的进攻，七战七捷。后来华中野战军与粟裕的老上级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会合，这就产生了如何行使军事指挥权的问题。1946年10月15日，毛泽东电令：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当陈毅将第一个战役方案报军委时，毛泽东还专门去电询问此案是否和粟裕研究过，可见他对粟裕不同寻常的重视和信任。后来粟裕具体组织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战役，均获大胜，其中莱芜战役创造了3天之内歼敌7万余人的纪录，陈毅称赞粟裕的指挥是“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中共中央根据战略形势决定，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以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把战争进一步引向敌人的大后方。然而，粟裕经过研究认为，此举不一定能达到吸引敌军的目的，反而减少了中原地区的作战力量，不如集中兵力于中原地区，大量歼灭敌人，从而改变整个战局。为此，他三次致电直陈中央。1948年1月22日，他向中央军委发出“子养电”；1月31日，又发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重申“子养电”的看法；4月18日，再次“斗胆直陈”。当然，在不断陈情自己看法的过程中，他也表示做好南下的准备，等待中央的进一步命令。毛泽东对粟裕的不同意见非常重视，通知他到中央直接汇报，最后决定采纳他的建议。后来，战争的实际进程恰如粟裕所料。如果不是毛泽东独具慧眼，一下子看出了粟裕的军事才能，至少中原战场不会那么顺利。

如何识人或知人？毛泽东重“才”更重“德”，尤其强调“德才兼备”。德，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思想作风，不同时代赋予德的内容不尽相同。在毛泽东看来，“德”是统帅，是灵魂，是管政治方向和政治观点的。他曾提出六条“贤才”的标准，即“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不难发现，其中，只有一条是“才”，其余都属于“德”的范畴，就是说，政治、能力，不能缺一，但以政治为主。对此，陈云后来作了进一步发挥：德才兼备，以德为主。邓小平也多次指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集中体现了共产党的用人观。

不过，重“德”但不能轻“才”。毛泽东曾说：“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后来，毛泽东称之为“又红又专”，“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意思是说，好的干部是红与专的统一体，缺一不可。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进一步指出：“‘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建设的专业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显然，那些只善于政治表现、做表面文章的人不是党的好干部。只是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一些会喊会叫的人往往因“听话”而受重用；相反，那些真正有才的硕学之士，并不是不“红”，却往往因不善于或不愿于“表现”，而被认为“清高”，或拒之千里，或备受冷落。所以，领导者对“红”一定要有深刻的认识，特别是要警惕那些“抬轿子”的人；同时，要善于发现有操守之人，不惜登门求贤，“专”者的“红”能不能表现出来，往往缘于是否能得到领导者的“知遇”。

毛泽东是识别“红与专”的高手。比如，抗战时期他对文艺工作者塞克的发现和任用。塞克是著名的歌词作者，《救国军歌》、《二月里来》等当时广为流传的歌曲，其歌词都是他创作的。但他性格直率、倔强，甚至有点孤傲。1938年底到达延安，毛泽东曾亲自去看望他。后来，毛泽东邀请一部分党外文艺工作者谈话，塞克即是其中之一。不料起初竟遭到塞克的拒绝，他的理由是毛泽东住处有岗哨，不愿前往。毛泽东完全可以不予理会，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竟下令撤去了塞克必经之路上的所有岗哨，从而使塞克欣然赴会。1941年秋，延安成立青年艺术剧院，塞克还被委任为院长。在那时的所有文艺团体领导中，只有塞克属于非党员。某一天，塞克召开一次演出总结大会，结果一个人也没有到场，原来大家都参加党的支部大会去了。塞克得知后，赶到支部大会的会场，要求旁听，遭到拒绝，结果与主持会议的负责人冯文彬差点打起来。事后，塞克写信给毛泽东予以责问：“党的负责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要不要工作？这样子我怎么工作？”毛泽东看了信，马上约塞克来谈心。等塞克发完牢骚之后，他不无安慰地风趣地说：“是呀，哪有队伍被别人拉走了，司令员还不知道的事呢？我本来就跟凯丰说过：青年艺术剧院的党要公开。”此后不久，青年剧院的共产党员身份都公开了，结果塞克发现，全院一百多人，除了三人外，都是共产党员，没想到自己这个非党分子却做了一院之长，如此知遇，再有性子，岂能不“红”、不图报呢？1943年春，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共中央批准，塞克作为唯一的一名非党干部，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引用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显然，其中也包括看人识人同样要“不拘一格”。这则故事说明，面对桀骜不驯的“专”才，领导者不妨由着他一些。

“识人之智”在毛泽东那里还表现为对于优秀年轻人的发现和破格重用。林彪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时，只有23岁。据说，井冈山时期，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毛泽东一眼就看上了林彪。他与陈毅三过井冈山，突然树林里边传来一个声音，有一个瘦弱的青年在讲话：“我们共产党有枪也有人，将来就可以有天下。”毛泽东问这个人是谁，陈毅告诉他是林彪。领导者对人才要有敏感性，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缺的不是人才，而是眼光。显然，毛泽东看人的眼光是很敏锐的。再比如，当年不到30岁的吴亮平、艾思奇、田家英等，都被毛泽东委以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