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与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会议代表

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成立

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是在1962年2月下旬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 上决定成立的，但正式通知成立的时间是1962年4月19日。因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后去外地视察没有出席“西楼会议”，包括成立中央财经小组在内的重大决策，是在3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飞赴武汉向毛泽东报告并得到毛泽东同意后才正式定下来的。

这次通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的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署名下发的，内容是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同志为组员。”

这次通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与1957年初通知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1958年6月通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有几点不同。第一，前两次通知都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这一次却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下发的。这种降格似乎透露出毛泽东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如前两次高，甚至包含着毛泽东对包括成立中央财经小组在内的“西楼会议”的决策是有所保留的。第二，前两次通知都有“成立”小组的意思，这一次通知只是确定了组长、副组长、组员是哪些人，没有提“成立”二字，也没有提“恢复”二字。第三，前两次通知都明确规定了小组的性质，尽管规定的性质不一样。1957年初通知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规定这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1958年6月通知成立包括中央财经小组在内的几个小组，规定这些小组没有决定权，是只有建议权的咨询机构。这次通知则没有明确规定这个小组的性质。这似乎是在有意避免与1958年6月通知的对立。

尽管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文件中看不到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但“西楼会议”的决定和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的意见是规定了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的。据邓力群回忆：“西楼会议”决定“重新成立财经领导小组”。据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组员薛暮桥回忆：“西楼会议”后，“少奇同志指示陈云同志，将财经小组从过去的咨询机构改为决策机构”。根据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可以断定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是“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央财经工作的“决策机构”，是起领导和决策作用的。

这个财经小组不是如有些史学著作所说的是“恢复成立”，而是“重新成立”，它同1958年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虽然名称上都叫中央财经小组，但性质是不一样的。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在当时财经工作中实际上发挥了重要领导和决策作用。

第一，这个小组的灵魂人物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其三天后在国务院召开的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既把当时财政经济的困难讲透了，向大家交了底，也把克服困难的办法讲实了，让大家感到有办法克服困难。陈云的办法是：把十年规划明确分为恢复和发展两个阶段；把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作为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作为根本大计；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抑制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计划机关的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上来。陈云的讲话成为此后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大调整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二，这个小组所做的头件紧迫而重大的事情是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国家计委原提出的1962年年度计划草案基本建设规模和重工业产量指标过大，存在很大供求缺口。3月7日和8日，中央财经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就是研究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实际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速度放慢，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4月初，中央财经小组经过反复讨论，形成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要求对所有的工业企业进行排队，把生产任务首先分配给那些原料、材料和燃料消耗少，成本低，产品质量好，品种多，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使它们能够进行正常生产。对没有生产任务和生产任务不足的企业，分别采取停产关闭、适当合并、缩小规模、改变任务等办法来处理，并使减下来的人回到农村去，加强农业生产。这个《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于5月26日发往全国各地。接着，国务院又组织若干个工作组，由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带队，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派干部参加，到各大区和重点城市，同地方同志一道落实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削减基本建设规模以及关停并转企业等各项任务。这份《报告》确定了大调整的重大措施，它的实施成为经济恢复与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关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