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陈家坡会议

1950年，习仲勋（前排右一）、王世泰（后排右三）等在西安临潼捉蒋亭留影

危局降临，又一次严峻考验

就在习仲勋游刃有余地甩开膀子大干之时，西北革命遭遇了非常严重的失败，他置身在危机四伏的旋涡之中，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而且是关系全局的、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革命武装遭受重大失败

1932年12月22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成为西北地区第一支正式编制的红军部队。但是，红二十六军组建之后的斗争颇多曲折。成立之初，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曾连战皆捷，消灭照金附近的国民党民团，为开辟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苏区打下良好基础，部队由200人发展到300余人。但担任军政委和团政委的杜衡（此前曾任陕西省委书记，颇为强势）执行“左”倾冒险路线，强令进攻与红军有统战关系、设防坚固的庙湾夏老幺民团，结果“部队损失很大，连长、指导员以下30余人伤亡，红二团受到很大损失”，并引发夏老幺民团疯狂进攻；继而他又下令放火烧掉千年古刹香山寺，导致僧徒反对、群众不满，使红军陷入困境。习仲勋回忆说：“杜衡自己（却） 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对；后又烧了香山寺，1000多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在照金站不住脚。”

随后，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多次转向外线作战，转战陕甘边的旬邑、淳化、正宁、宁县、宜君等地，连续取得胜利。但是，杜衡在庙湾战斗后，放弃了红二十六军在照金地区活动的设想。他先是提出北上陕北、“打通国际路线”的荒谬主张，继而又决策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其所谓南下渭华的主要理由是渭华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渭华地区确实远比陕甘边富裕，但它被称为“三秦要道”，东濒黄河与山西、河南毗邻，西与西安、咸阳相接。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属关中平原，是国民党当局竭力控制并且统治力量强大的地区，幼小的红军如何能够在这样的地区立足呢？但是，在杜衡的坚持下，其主张得到不少人支持，因此最终被执行。结果红二十六军二团在蓝田地区遭敌重兵围追堵截，苦战月余，陷入绝境，最终全军覆没。

习仲勋曾对杜衡的这些不切实际的主张，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他后来回忆说：“部队来到合水县的黑慕原时，杜衡给后方照金根据地来了一封信，要到陕北创造苏区并且要发展骑兵，要打通国际路线。我们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不大妥当，党和红军在陕甘苏区影响很大，这里还有广大群众。” 6月17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以东的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红二十六军的行动计划。习仲勋因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旗帜鲜明地向会议表达了反对南下的意见。他回忆说：“当时我就认为红军不能离开边区，远离苏区有了伤兵都没有办法。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我的意见全告诉了金理科，由他带到会上。”因习仲勋负伤而接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张秀山也回忆说：“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等人反对南下，赞成刘志丹的意见。习仲勋未参加会，但他委托金理科在会上转达他坚持陕甘边斗争的意见。” 虽然他的这些意见没有产生效果，但说明了习仲勋的战略眼光和积极负责的崇高党性。

红二团是陕甘边红军的主力和革命的支柱，它的失败严重地影响了陕甘边的革命形势，但严重的军事挫折还不止于此。1933年7月下旬，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杨虎城骑兵团由团长王泰吉（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 率领，在耀县起义，改名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但该部旋即在三原的辘轳把作战中严重失利，部队基本被打垮，人数由1000余人锐减到100余人，被迫北撤进入照金根据地。王泰吉起义震撼全省，但它的溃败也对革命形势和人们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

革命战争时期，军事斗争关系全局，这些革命武装的重大失败，使陕甘边的革命形势骤然严峻起来。

陕西党尧团组织遭受空前破坏

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领导人会议被敌人侦探发现，在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途中离开部队返回西安的杜衡和省委书记袁岳栋当场被捕，随即叛变，供出了他们知道的所有组织和党、团员，使省委机关和各地党、团组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仅在渭北地区，就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或被杀，关中十几个县的党组织，只剩下韩城、临潼两个县委。陕西党组织之间以及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大部分中断。

国民党军疯狂野围剿冶革命根据地根据杜衡和袁岳栋等叛徒提供的情报，国民党军疯狂“围剿”渭北革命根据地和刚刚在7月间组建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时任红四团团长的黄子祥回忆说：“敌人获悉我们力量不大，派了两个团的兵力上原‘搜剿’，红四团被迫转移到嵯峨山一带。当时，我们感到在武字区难以活动，就撤到了耀县照金。”在国民党重兵进攻下，渭北根据地沦陷，在王泰吉起义时新组建的耀县游击队也被迫退入照金根据地。

随后，国民党军又调集重兵发动对照金根据地的“ 围剿”。习仲勋后来回忆说：“红二团失败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当时我们困难极了……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进攻，我们失掉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都成了问题。”时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张秀山也回忆说：“这时是廿六军咬紧牙关的时期，红军不能在村庄里住，只能钻梢山，梢山里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照金根据地面临的对敌军事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

严重的失败和严峻的斗争形势，也在革命内部引发了严重问题，形成迫在眉睫必须立即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是必须消除因革命受严重挫折而出现的右倾悲观失望情绪。当时，国民党大肆宣传说“红二十六军失败了”，“刘志丹枭首了”等；叛徒袁岳栋、杜衡等在西安召开记者新闻会，在报纸上刊登自首宣言和“告陕西青年书”等，造谣、攻击、诬蔑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队伍内部产生了一些右倾的情绪和认识：“主张红军只能打游击，不能统一起来创造根据地，以后连游击也不能打了”， “当时有人主张分散活动，不打红旗”。甚至还出现了“压枪”、停止武装斗争去做秘密工作的说法：“整个党被破坏了…… 这样大的局面都失败了，像我们这几条枪还不会被人家打掉？还是压了枪吧，保存几个干部。”

二是必须解决建立统一领导的问题。由于省委被破坏，党和红军原有的组织领导体系不复存在；在国民党军严重进攻下退入照金根据地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此时党内和红军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因此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迫切需要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三是必须寻找和确定重振革命旗鼓的方针和办法。在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敌人疯狂进攻的严峻形势下，如何应对面临的危机，如何摆脱困境、复兴革命，是当时摆在陕甘边红军和领导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必须当机立断作出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