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陈家坡会议

艰难之中，正确的主导

此时，金理科调回陕西省委工作，秦武山接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为了解决当时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第四团、耀县游击队负责人在照金根据地的陈家坡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陈家坡会议”，时间是1933年8月14日。

据与会者回忆，参加陈家坡会议的有陕西省委代表高岗，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红四团政委杨森、团长黄子祥、参谋长王伯栋，耀县游击队党代表张邦英、队长陈学鼎等，另外还有红四团的连长、指导员等。会上，他们围绕三支部队今后行动的方式（集中统一行动还是分散行动）、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与否及其领导人选的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秦武山回忆说：“这次会议上对三支部队统一与分散活动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黄子祥、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统一行动，主张各回各地打游击。

这种主张遭到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反对这种主张的有习仲勋、秦武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学鼎等同志。第二个争论是总指挥的人选问题，大家都主张王泰吉任总指挥，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第三个争论是高岗任政委的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高岗为总指挥部政委，但黄、王反对。”会议是在上级领导机关不复存在的条件下召开的，是在存在很大分歧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这个在非常时刻召开的会议开得颇为艰难。会议的最大困难是认识不统一，因此引发激烈的争论。而这些争论的解决，颇为艰难。张邦英回忆说：“这次会上曾发生了很大争论”，“经过一个下午又一个晚上的讨论”。秦武山回忆说：会议“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才结束”。张秀山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和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两次提到陈家坡会议争论的情况：“在陈家坡，这个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这次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把他们讲得没有话可讲，进行表决之后，但他们还是不服从，还在狡辩。他们说，党内斗争是真理，虽然你们是多数，但不是真理。后来再经过辩论斗争， 又表决，才使他们服从了。”

“现在想起来那个表决是非常危险的，当时只差两只手，如果他们再多上两只手，那事情就难办了。”

会议的艰难、争论的激烈，对习仲勋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持反对意见的黄子祥年龄大、资历深、威望高。他生于1895年，大习仲勋十七八岁，曾入广东讲武堂学习，担任过杨虎城部的中校团副。他走南闯北、阅历丰富，而且从1928年起，在三原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历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等职，“在渭北很有影响” （习仲勋语），在红四团颇有威信，与会的连长、指导员大都支持他；他的分散活动、红四团返回三原的主张，颇合大多数出身渭北地区的

红四团指战员的心意；并且红四团又是当时照金根据地的主要武装力量，如果不说服他们则部队很难实现统一领导、统一行动，那么在即将来临的严峻斗争中很难形成强有力的合力，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将会遭遇极大的困难。

除此之外，习仲勋还要面临一个困难，这就是处理好和红四团团长黄子祥的关系。习仲勋从渭北苏区起，就和黄子祥、黄子文兄弟多次接触，关系不错。而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黄子祥就找到他表明了坚持分散活动的意见，要求习仲勋予以支持。但是习仲勋正确面对了这个困难，他回答黄子祥：“情况我不晓得，究竟怎样决定，开会再商量。”

在陈家坡会议上，习仲勋完全从革命大局出发，明确否决了黄子祥的意见：“分散行动，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各个消灭。只有集中行动，才能使部队形成一种力量，提高士气，有力地打击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要“继续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就必须把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多个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

作为会议的主要主持人，习仲勋的这些意见分量很重，对会议的最后结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亲历西北革命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有共同的评价。马文瑞、张邦英在《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中指出：在陈家坡会议上，“习仲勋作为会议执行主席，对各项正确决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王世泰回忆说：“（陈家坡） 会议中，有个别军事领导人面对严峻的形势提出了分散活动的意见，在习仲勋、秦武山、张秀山、高岗等领导人的一再坚持下，终于取得共识。”王兆相则表述了许多人的共识：“从终南山脱险归来的同志们公认：处在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失利、国民党军加紧‘围剿’的情势下，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同志临危不惧，应对有方，为保住陕甘边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正确决策，彰显历史作用

当然，称颂习仲勋在陈家坡会议上的作用，主要还是因为陈家坡会议在关系西北革命前途的关键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这些决策深刻影响了西北革命的发展。

统一了认识。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经过积极的艰苦的思想斗争，最后在三支部队今后行动的方式（集中统一行动还是分散行动）、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后的领导人选问题上，达成一致。秦武山回忆说：“会上，我们批评了黄、王的右倾和失败情绪……最后正确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经过一个下午又一个晚上的讨论，会议最终取得了一致意见。”分歧得到消弭，意见达成一致，这就为后来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步调一致，齐心协力，不断战胜艰险、取得胜利创造了前提条件。

统一对红军部队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统一指挥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等，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实际上是在红二团失败后，组建了陕甘边新的主力部队，使分散的相对弱小的红军集聚成有力的革命拳头和一支坚强的力量，其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保护了照金根据地。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主力歼灭让牛村、柳林民团各一部，威逼照金苏区周围的反动民团纷纷后撤；其后在外线作战中先后取得旬邑底庙战斗、张洪镇战斗的胜利等，并再次打退了国民党军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这些胜利保卫了照金苏区，为复兴陕甘边革命保留了战略基地，也为南下渭华的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指战员脱险归来提供了基本条件。二是避免了放任三支部队分散活动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实际上也就阻止了西北革命形势因红二团南下失败和省委被破坏后继续逆转的势头，并使之向相反方向发展。

三是为重建红二十六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组建了一支初具规模的基本武装力量，保存了一批军事干部和武器装备，在政治、思想、组织方面做了良好的准备）。四是主力红军的重建和一系列胜利，对克服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坚定苏区党政军民的革命信心，巩固和发展红军与革命根据地，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西北革命发展的角度观察，这应该是陈家坡会议颇具深远意义的影响。

确定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战略方针。“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这是在严重困难时期坚持和发展革命的切合实际的正确方针，已经为历史所证明。而它更大的意义是，实际上解决了红二十六军成立以来长期没有解决的战略发展问题。此前，虽然红二十六军在其成立前后曾长期在陕甘边活动，但并没有把陕甘边作为其战略基地而确定下来。中共陕西省委曾提出“争取陕甘边渭北新苏区”的目标，也在1933年初（即红二十六军组建之初） 曾针对红二十六军在庙湾战斗中失利、受到很大损失的情况，提出“把二十六军现有部队配合当地群众组织许多小的游击队，以开展当地游击战争”的方案，但认识并不明确，也没有坚持。因此当其指示受到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的坚决反对后便放弃了。杜衡随后在红二十六军提出北上到陕北去“打通国际路线”的荒谬主张，继而又决定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直至遭受失败。也就是说，在陈家坡会议前，红二十六军战略发展的方向没有确定，以何处为战略基地的问题没有解决；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游击战，但通过广泛游击战争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思想没有确立。而陈家坡会议明确提出“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明确了主力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目标，实际上确定了主力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对陕甘边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在陈家坡会议决定的基础上，其后不久召开的包家寨会议，使之更加明确和具体。

正因为陈家坡会议解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拨正了西北革命的航向，因此，亲历西北革命斗争的许多领导人都对其有很高的评价。习仲勋称：“陈家坡会议，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张秀山回忆说：“陈家坡会议是有历史意义的”， “陈家坡（会议） 的斗争是红廿六军生死存亡的斗争”。秦武山评价说：“陈家坡会议是在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会议。”张邦英认为陈家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解决了部队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问题”。王世泰也认为：“陈家坡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对加强党对红军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后来西北革命发展的历史，证明了陈家坡会议的重要作用。习仲勋对此感到十分欣慰：“实践证明，陈家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奠定了陈家坡会议在西北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同时，历史也铭记了习仲勋作为会议主要主持人，为会议成功所作的努力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