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逄先知冯蕙熊华源谈《毛泽东年谱(1949-197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做客人民网（方蕊娟 摄）

[主持人]:冯老师非常全面地为我们介绍了这部书的编辑特点，从毛主席的交友情况包括很多资料的背景情况全面放了进去。这部书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想了解毛主席的，是一本很好的可以当传记一样的书去读，对于想研究党史发展的同志们来说，这部书是非常可靠的，而且是全面的理论依据。想问一下逄老，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这部书又是在这个时候公开发表了，我相信这两件事情肯定不是一个巧合，它有哪些历史意义和价值呢？

[逄先知]:说到价值，这部书的内容非常丰富，要说的东西很多，我挑几个问题来说一说。在这27年中间，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的思想、他的理论，处于一种主导地位。把他的思想理论研究好了，对党的这段历史的大脉络也就比较清楚了。今天研究这部《年谱》的价值在哪？我挑几个问题来讲一下。

[逄先知]:第一个问题，关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这个内容在《年谱》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56年社会主义改革完成以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怎么搞？我们没经验，毛主席也不满意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主要是苏联经验，因为苏联经验并不是完全成功的经验，有不少错误。要自己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就像当年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那样，要创造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逄先知]: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主要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当然，在这之前已经搞了很多建设，从1953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真正要把重要的精力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还是1956年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摆到毛主席面前，摆到全党面前，当时既没经验，又不能搬外国的。从1956年开始的这十年的时间，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志，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论十大关系》今天看来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小平同志对它评价很高的。所以，《论十大关系》也就是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开始去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道路。《论十大关系》开了一个探索的好头。紧接着中共八大确定了一条正确路线，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发展生产力。但在以后的探索过程中就出现很多曲折了。在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扩大化，毛泽东的思想也发生变化，比较强调阶级斗争了，但是还没有很快地影响建设工作。不久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中心工作要转到技术革命，所谓技术革命就是搞经济建设。毛泽东为了尽快地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发动了“大跃进”。由于急于求成，违反客观规律，“大跃进”受了挫折。

[逄先知]:毛泽东就很快地发现错误，在党内他是第一个发现错误的。他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来订正错误。在纠正错误的过程当中，他提出一些好的思想。比如关于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说价值规律是伟大学校，这就是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当中提出来的。

[逄先知]: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错误，痛定思痛。从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对“大跃进”不断进行总结和反思，多次作自我批评，承担主要责任。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提出很多重要思想，比如：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两条基本原则；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稳步前进；不能用过去战争年代的方法搞建设；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关于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等等。

[逄先知]:这部书，研究我们怎么找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正面的经验，也提出了严重的教训。

[逄先知]:我再讲第二个问题，关于毛泽东如何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关系问题。和前面的问题有密切联系。这是贯穿整部年谱的一条突出线索。毛泽东处理这个问题，同一定时期内所处的国际环境、所要完成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同时又与毛泽东的主观认识密切相关。刚解放的时候，主要就是抓阶级斗争，抓革命。要完全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一些残余部队，还有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这些都是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所必需的。但是他在抓这些工作的同时，非常注意经济建设，不断地提出，要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我们三年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1953年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所以新中国的前七年，毛泽东在抓阶级斗争、抓革命的同时很注意抓经济建设。这一段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但后来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就发生偏差了。主要是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他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从这以后，他一步一步更多地注意阶级斗争问题。但是注意阶级斗争问题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忘了生产斗争，没有忘了经济建设。比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他提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要结合，他说：如果生产下降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失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结合生产进行，衡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好不好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你增产还是减产。

[逄先知]:但从此以后，他就更多地注意阶级斗争，一步一步地升级。提出走资派问题，一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问题在《年谱》占有相当的篇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言论和活动。

[逄先知]:我想讲的第三个问题是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战争的态度。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一直关注国际形势和国际动态，注重国际战略和战争战略的谋划。对于团结谁、孤立谁、打击谁，始终做到心中有数。关于世界格局，他从“中间地带”到“两个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的划分，他提出“一条线”的战略，反映了他宽阔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同美国的关系问题，同苏联的关系问题，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他都作全盘的考虑。特别是对和平的问题，他非常关心。1949年-1950年，他第一次访问苏联，向斯大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和平能不能保障。毛泽东非常渴望中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集中力量搞国内建设，不断向外国来宾发出这样的信号。但是他的愿望是一回事，现实的战争威胁又是一回事。他对战争的态度就是：一反对，二不怕。你准备不好，敌人就会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反对霸权主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基本国策。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而调整。开头主要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后来，苏联搞霸权主义，确定两个霸一起反，再后来随着中国、美国、苏联这三个国家的战略的变化，他又考虑不能两面作战，必须争取一霸、反对另一霸。60年代威胁中国最主要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而美国也受到苏联的威胁，他在欧洲、中东也受到苏联的威胁，因此，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有共同利益，一致对付苏联霸权主义，所以两霸不能一起来，要争取一霸、反对另一霸。所以他就提出了一条线，按照地区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世界、欧洲，正好一条线，对付苏联。到最后他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了广大的朋友。

[逄先知]:最后我再讲一个问题，关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共产党执政以后，环境变了，地位变了，权力也大了。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在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的注意力比较集中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对腐败、提倡艰苦奋斗。他在二中全会就提出“两个务必”，防止“糖衣炮弹”的打击。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言师完全正确的。建国后两三年就出现严重的贪污现象。毛泽东及时发动了“三反”运动。那次运动对于防止腐败，起了积极的和相当长时间的作用。毛主席总是谆谆教育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同群众同甘共苦，说这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希望把正好传统好好发扬起来。特别要教育青年一代。第是反对官僚主义，要求干部要以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就是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这是毛泽东很重要的思想。他说，我最厌恶的就是官僚主义，就是摆官僚架子，在老百姓面前，在下级面前摆官僚架子。他同官僚主义斗争了一辈子。为了使我们的干部跟老百姓一样平等，以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毛泽东想了很多很多办法，譬如说，干部参加劳动，搞调查研究，将军下连队当兵等等。他采取了各种办法，就是怕我们党变质。他还提出要防止出现特权阶层，还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利益集团问题。这些都是应当警惕的。第三是防止和平演变，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问题。当美国杜勒斯提出用和平的方式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把防止和平演变作为一个战略方针确定下来。从这个战略方针出发，提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严重偏向。

[逄先知]:以上我从四个方面，简略地介绍了这部年谱的内容。当然，年谱的内容远远不只是这些。总之，《毛泽东年谱（1949-1976）》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国后27年的历史，是有一定价值的。

[逄先知]:我最后再讲我们怎么样看那段历史，怎么评价那一代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还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来研究，不能简单地用现在的政策去衡量那段历史。也不能用但现在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程度来去要求前人。他们的探索，包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都是我们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