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缘何为《八一宣言》润色

为“八一宣言”建言润色

1935年7月30日夜，胡秋原结束度假返回莫斯科。王明在寓所为胡秋原接风。

晚饭后，王明对胡秋原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于7月25日开幕。这次大会就是要将我们谈的反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政策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明天轮到我发言，我准备代表我们党发表一份告全国民众宣言。此文关系重大，所以特请秋原兄不吝惠正。”

“王先生何必那样客气，我一定认真拜读。”胡秋原立即说。

这里所说的“宣言”，就是后来推动全国抗日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当选为总书记，王明是19个主席团成员之一，中共代表毛泽东、王明、周恩来、张国焘等4人当选为执行委员，秦邦宪和康生当选为候补委员。王明则是代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产党发言。

因王明于1934年9月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委员会，对斯大林及共产国际在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早有所知——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批评了片面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观点，提出了改变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此后，共产国际一再致电和发表文章，建议各国共产党同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谈判，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法共人民阵线的建立，又为这一新策略路线的现实可能性提供了有力证明。所以，王明根据这一新策略，在对国内临时中央和东北各级党部传达号令的同时，拟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仿效法共的做法，起草一份宣言。

关于起草《宣言》的过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吴玉章曾告诉胡秋原，1935年6月在莫斯科听到《何梅协定》、平津日寇屠杀国人及上海《新生》事件等消息后，吴就急电在苏联疗养的王明共商对策，提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同年7月，王明回到莫斯科后，用了4天时间起草了《宣言》初稿。

另据苏联1956年移交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载：1935年7月14日，代表团召开了由王明、康生等13人参加的会议。会议首先原则通过了王明起草的《宣言》，接着决定由王明、康生等7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对文字加以修改并写一封加以解释的信。要求宣言在7月15日修改完，解释信则在7月20日以前定稿。由于此间胡秋原正在黑海度假，未参与讨论，故王明特地单独征求其意见。

胡秋原一目十行地看着王明的手稿，顿时被文中的内容尤其是“十大纲领”所吸引，赞扬之声不禁脱口而出：“王先生这篇力作真可谓字字千钧，而且与贵党过去的提法有所不同：冲破了‘关门主义’的小圈子和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比去年（1934年）所提六大纲领，更为完善。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愿望。”

“说实话，我在起草时，认真总结了我党最近7年来的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就考虑要与以前的宣言有所不同。当然，起草的指导思想既包含共产国际总策略方针的要求，也受了秋原兄的影响，有的地方甚至引用了大作中的一些句子。不过，我今天请你来的目的，不是听你的恭维的！还望老兄多发表高见。”

胡秋原知道，这里的“共产国际总策略方针”，是指斯大林及其主导下的共产国际，通过中国代表团和苏联驻华使员，要求中共尽最大可能与国民党合作，并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摩擦，共同抗日，以牵制日军，减少对苏联的压力。时任苏联驻华武官、蒋介石军事顾问崔可夫，晚年的回忆录《在华使命》中披露，斯大林曾对他说：“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面作战。”

在胡秋原看来，斯大林此举的本意虽非救中国，亦非救中共，但客观上顺应了当时中国的民心。

而王明所说引用胡秋原的文章，则是指胡发表于《救国报》上的《抗日就是一切，一切归于抗日》一文，后收入胡秋原著述《中国革命根本问题》。所以，胡对王说：“谢谢先生信得过我。我事先声明，刚才我可不是恭维，而是发自肺腑之言。不过，有几处的用字遣词，我倒有点不成熟的意见。”

“请老兄直说！”

“我认为，作为中共的宣言，虽然是呼吁全国同胞，但主要对象还是国民党。原则上，对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固然应该批评，但我们对它转向抗战应抱殷切期望。所以，在提到国民党的地方，行文要留有余地。当然，这是我的一管之见。”

“老兄高见，我一定认真修改。今天晚上我还要再仔细地看一遍，明天以明电码（即通用的明码电报）发给上海、南阳和美国的中文报纸，然后再译为各国文字。”

事实上，王明修订后的《宣言》，在“国防政府”的10条“行政方针”（又称“十大政纲”）中，采纳了胡的建言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而在全文的第三段将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列为“卖国贼”，称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为“老汉奸”。

事后，王明曾向胡秋原透露，他在共产国际大会上所作的诠释《宣言》的长篇发言，讲了一整天还没有讲完，夜晚又接着讲。这一发言后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其讲话摘要刊登在联共机关报《真理报》上。在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团上，王曾向斯大林汇报了《宣言》的要点。斯大林明确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就是欺软怕硬……你们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只需团结合作，只要抗战到底，一定能得到胜利。”

《宣言》定稿后，王明将它翻译成俄文，又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宣言》首次公开在报刊发表是1935年10月3日（《救国报》第10期），因其落款时间与明码电报的发布时间均是1935年8月1日。故名《八一宣言》。

由此可见，《八一宣言》的出台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虽然主要撰稿人是王明，但也吸收了代表团成员和《救国报》等中外专家的意见。

王明一直视《八一宣言》为自己的得意之作。1935年11月，他在《新形势与新政策》一文中写道：“开始认真应用这个新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本年(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共同署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宣言》，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文件，这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为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的具体提议。”

毛泽东也多次把《八一宣言》同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1936年12月的对西安事变通电以及1937年2月的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