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
胡秋原是我国著名爱国学者，生前见证与参与了国共三次合作，有“台海破冰第一人”之誉。笔者在撰写《胡秋原全传》期间，通过采访传主与查阅解密原始档案发现，王明曾请胡秋原为《八一宣言》润色。
王明力邀胡秋原赴苏
1933年1月17日，王明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起草了“一·一七宣言”，并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此宣言虽仍称呼“国民党军阀”，但提倡“联合”，颇具《八一宣言》的雏形。同年1月26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对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提出了在满洲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要求。
1934年12月25日，应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之邀，流亡在英国的胡秋原来到了莫斯科。王明专门设家宴为胡秋原伉俪接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米夫与康生夫妇作陪。
饭后，王明、米夫、康生与胡秋原言归正传。
也许是考虑到胡秋原参加过1931年至1933年间的“文艺论战”与“福建事变”，是“左”倾“关门主义”的受害者，为了打消其顾虑，王明郑重其事地从口袋中取出一份准备好的稿子，足足讲了一个小时。王明阐明了自己从1931年9月随米夫到苏联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以来中共政策的调整，其中包括1934年11月14日王明起草的致中共中央的信。王明在讲话中批评了中共中央对第十九路军采取“关门主义”方针，最终导致“福建事变”失败，从而加剧了蒋军对红军的“围剿”的错误。
王明一边说，一边从桌上拿着一叠俄文、英文和中文文件，请胡秋原看。他强调指出，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后，正在进行万里长征。由于国内的白色恐怖，在群众中无法公开出版党的刊物，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为了团结全民抗日救国，中国代表团决定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机关报的名义办一份周报——《救国报》（1935年12月9日更名为《救国时报》），在莫斯科编好版，寄到巴黎印刷发行。因为久仰胡秋原多年来一直主张抗日，文笔犀利，作品颇丰，所以特地邀请其来苏联。
说到抗日宣传，胡秋原可谓一腔热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毅然放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籍，回国投身抗日宣传。先后在上海、福建主办过《文化评论》《读书杂志》《抗日战争号外》和《国民日报》等，《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所以，胡秋原听了王明的一番新论后，立刻引起共鸣，他说：“贵党准备全力抗日，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不过，据我所知，贵党会写文章的人大有人在，在下何德何能能肩此重任？”
“秋原兄，不怕你笑话，我们在莫斯科同志之中，无一人懂日文。而你精通日文与英文，能用第一手资料为《救国报》写文章，以光篇幅。我们本来等待你来写发刊词的，因为准备1935年元旦出创刊号（实际延期到1935年5月15日创刊），时来不及，只好自己写了，这里有一张清样，请你指教。”王明说。
胡秋原见王明的态度非常诚恳，也明确表态：“中华民族，抗日则生，不抗日必亡。世界安危和中国存亡都到了决定关头。贵党此时办一份抗日报纸，在下愿尽一己之微力。不过，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只能写我能写、愿意写的文章，在这范围之外，非我力能所及了。”
王明一骨碌站起来紧紧地握着胡秋原的双手，说：“非常感谢先生接受我们的邀请。我完全明白先生的意思。我们所期望的，就是胡先生关于抗日救国问题的分析和主张。”
“不知报社是否有日文资料？”胡秋原问。
“瓦尔加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研究所，有很多日本报纸、杂志和书籍，可以借阅。”米夫插话说。
“那就好。”胡秋原说。
临别时，王明告诉胡秋原，改天会派人去看他，并洽谈有关具体事宜。
次日，受王明委派，一位俄国名字为胡加可夫的中国留学生，陪同胡秋原到瓦尔加图书馆查阅日文资料。嗜书如命的胡秋原一走进图书馆，顿时被琳琅满目的书刊所吸引。胡加可夫说到，“外国工人出版社主任是一俄人，而《救国报》是由出版社中国部主办，由李明（立三）同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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