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缘何为《八一宣言》润色

《救国报》起死回生

1935年11月中旬，正在《救国报》蒸蒸日上、准备发行第16期之际，忽然半路杀出了程咬金——法国政府竟棒喝“停止邮寄”。

经查实，其导火索是《救国报》刊载了一封蒋经国痛斥蒋介石为“恶丈夫”的公开信。

胡秋原告诉笔者，蒋经国旅苏期间，苏联两大报纸《消息报》与《真理报》曾刊发过其两封公开信，均轰动一时。

第一封公开信发表于1927年4月下旬，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

蒋经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蜜月期的1925年10月底，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行前遵蒋介石之命加入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是年10月1日在日记中写道：“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俄国进修。”

抵达莫斯科后，校方给蒋经国取了一个俄国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1927年秋至1930年5月，他转入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学习，并在此加入共青团与共产党。

四一二事变前，苏联一直视蒋介石为中国革命的“英雄”，蒋经国自然是鲜花簇拥的“好汉”。可是，随着父亲“清共”变为叛徒，儿子差一点成为“混蛋”。

那是1927年4月18日夜，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全体师生召开了声讨蒋介石大会。17岁的蒋经国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冲上讲台，信誓旦旦地表示：“当蒋介石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同流合污。蒋介石一度是我的父亲和革命朋友，现在却成了我的敌人。几天前，作为革命者的他已经死去，现在活着的是他反革命的灵魂。打倒反革命蒋介石！”

4月21日，苏联的第一大报纸《消息报》在刊载的《父与子》一文中，摘录了蒋经国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严正声明》。苏联的国家通讯社、国际性通讯社之一的塔斯社立即予以刊载，一时间迅速传遍世界各地。时为中国国民革命中心的武汉，报纸也是连篇累牍地报道。其中汉口《人民论坛报》于4月24日在第一版全文刊发。蒋经国的公开信云：

“介石，我不认为你会听到我要说的话，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读到它们。但是，不管你读不读得到，我都要写出来。今天，我要重复你曾经在信里告诉我的话。谨记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第二封信发表于1935年9月，是蒋经国写给生母毛福梅的公开信。

这封信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由王明代笔、蒋经国签名的公开信，先在《救国报》上首发，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也于1936年1月全文转发。信中谴责蒋介石是“全体人民公敌，因此也是他儿子难以和解的敌人”。同时信中还遣责蒋介石是一位“恶丈夫”，声称他“以这样的父亲为耻”，无颜回国见江东父老。信中写道：

“母亲！您否记得是？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你的儿子现在非常了解人的生活，以及解放受榨欺、压迫人民的方法……他绝不会回国去，宣扬那个吹嘘大话的父亲手中勉强抓住的怯懦的武器。”

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藏蒋经国回忆录透露了此信发表的过程。那是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之后的一天，王明对时为乌拉尔马许工厂的《重工业日报》副主编蒋经国说，时下国内谣言纷传，你在俄国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禀告母亲，你在这里工作完全自由。随即王明把自己拟好的一封信交给蒋经国签名，不料，当场遭到蒋的拒绝。后经朋友劝说：如果签署这封信，日后可能有机会回国。蒋这才勉强接受，并在原文中加了一句话：如果母亲想见儿子，请到西欧来会面。

另一个版本则是根据雅哥达的建议，由蒋经国亲笔所写的信。据蒋经国回忆，他在王明的代笔信上签名后的第二天，二人一同去见苏联情治机关——国家安全部首脑雅哥达（Genrikh Yagoda）。蒋经国原以为雅哥达是个冷面孔，没想到，接见他们时，雅哥达和颜悦色，并以同情的口吻，要求王明销毁其代笔信。雅哥达还指导蒋经国自拟一封家书，信中不直接表达回国的愿望，只“表达思家之情”。例如，“我无日不盼望着再尝尝久已未尝的家常小菜”。王明虽然当场接受了这一封信，可是却把他代拟的那封信送回中国，并透过《救国报》与《真理报》公布全文。

胡秋原分析，这封“公开信”的幕后推手很可能是斯大林。因为国民党收到中共用明码电报发布的《八一宣言》电文后，蒋介石集团并未公开表态。于是，斯大林想通过公开披露“蒋氏父子反目”的消息，作为刺激蒋介石的一着妙棋，以达到逼蒋抗日之目的。

这份轰动一时的信件，继《救国报》1935年9月首发后，《真理报》1936年1月、《纽约时报》1936年2月又相继转载，一时间传遍中外。

《救国报》辗转传到蒋介石手里，他真的被激怒了，当场破口大骂，恨不得马上封报抓人。只是《救国报》远在法国出版，他鞭长莫及。于是，蒋介石急令驻法大使向法国政府施压，强烈要求取缔《救国报》。法方虽标榜言论自由，但为了减少外交纠纷，便以内阁的名义对《救国报》喊停。

《救国报》是中共唯一在海内外发行的机关报，一旦停刊，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为此，王明即派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的老将吴玉章，到巴黎进行交涉。吴后来在《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中说：我去找法国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复刊事宜，他们对我说：“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次令《救国报》停刊，是法国政府为了外交关系由内阁决定的；起诉与抗议均无济于事。”并说：“好在法国政府向来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把报头的汉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继续出版。”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开展，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纷纷来函订报，而且报纸的纸版要从莫斯科航空寄来，如不及时解决，就会造成报纸脱期。于是，经请示领导同意，迅速改称为《救国时报》。《救国时报》在一二·九运动爆发那天更名复刊，法方也没追问。

《八一宣言》犹如发聋振聩的号角，通过《救国报》在国内外广为传播，迅速卷起一股爱国浪潮。不论是爱国将领、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还是东北抗日联军，或是海外华侨，都将其视为共赴国难的连心桥。当时，退居泰山的冯玉祥看到《八一宣言》后，就公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流亡在莫斯科的方振武，从吴玉章那里见到《八一宣言》后，“大受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许多旅美华侨于1935年12月听完方振武的演说后，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即行建立国防政府。张学良在1935年11月间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后，当即表示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并要杜重远帮他与中共取得联系。一位华侨读者曾致函《救国时报》说：“凡是读过本报的人，都愤恨日本和一切卖国贼汉奸，而且争先恐后地要先读贵报。记得有一友人带《救国时报》一张往马六甲，该报由侨胞互相传递，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还是不肯放手。”

《救国时报》发行后，陈云通过关系从上海商务印书馆搞到一套汉字铜模，可以直接在巴黎编排印发，缩短了出版周期。刚刚复刊时为周刊，很快改成五日刊、三日刊。

由于《救国时报》贴近读者，发行面广，影响大，行销祖国各地与海外43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万多订户，其中海外9600余户。该报通过连续报道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抗日动态、军人来信，起到了传达信息、激励斗志的作用。当报纸遇到经费困难，该军总司令杨靖宇勒紧裤腰带捐助，并来信说：“贵报内容之精彩，议论之正确，而所标出宗旨为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正与敝军之宗旨相合……”

潘汉年曾告诉胡秋原，对于《八一宣言》的产生和发表，当时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并不知道。同时，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破坏，工作了4年之久的上海地下电台停止工作，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失去了电讯联系。中共和红军陷入了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又受到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因而对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所知甚少。

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阿坝州听说《八一宣言》时，以为是国民党所为。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6日在毛尔盖索花寺院召开扩大会议后，专门派潘汉年前往苏联了解真相。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张浩（林育英），于1935年11月取道蒙古回到陕北，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中共中央才了解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据此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人们从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八一宣言》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