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志壮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传统的旧式教育制度已经废止，代之而起的是“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的洋学堂。浏阳各乡相继办起了小学。
1926年春，百花争妍，万树吐绿，小鸟在枝头歌唱。10岁刚出头的胡耀邦，心花怒放，他被离家约13公里的文家市礼文小学（现为里仁小学）高小部录取。礼文小学坐落在文家市的文庙内，是一所完全小学，分初小与高小两部。这所新式高小从创办之日起，就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民主、爱国的思想教育，并且吸引不少先进知识分子来校任教。
文家市是位于浏阳、万载、宜春、萍乡四县交界的边陲小镇，古有“东南锁钥，吴楚咽喉”之称。这里地势险要，层峦叠嶂，在中和村东北方向，是浏阳县南乡的首镇。胡耀邦走出闭塞的山村，在这里大开眼界，立下勤奋读书，将来干一番事业的宏愿。
胡耀邦在礼文学校读书的学生生活是异常艰苦的，他每日起得特别早，背上母亲给他准备好中午用餐的饭菜盒和书包，翻山越岭，抄近路赶到学校上课，来回20余公里，风雨无阻，从不间断。高小学习，使他练就了一双铁脚板。在七年后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胡耀邦冲破险阻，带伤走完全程，也得益于小学时候的每日步行数十里的锻炼，他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前，在家读高小就在崎岖山路上行走了二万五千里。
礼文小学的课程，开设了国语、算术、地理、历史、体育、音乐等，至1927年还增加了训育课，主要教授三民主义等政治内容。
胡耀邦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特别珍惜分分秒秒。上课时，他聚精会神，专心致志。老师讲得条理分明，口若悬河，他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但下课铃一响，他便到课堂外踢毽子，做游戏，与同学追追打打，玩得特别开心。由于他在课堂听讲十分认真，善于独立思考，因而每门功课都是优秀，深得师生们的赞赏和钦佩。胡耀邦的任课老师甘思藻曾经回忆说：“我在里仁学校教了20多年书，所见最为好学的学生莫过于胡耀邦。当年他在班上的年龄数最小，可是他的功课成绩却名列前茅。一个高小学生能写出长篇的文章，这在当时就寥寥无几，若在今日，可断言更是凤毛麟角！”
胡耀邦对老师的培养从不忘怀，在浏阳刚解放不久的1950年，他就给甘思藻老师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信中叙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还随信寄去50万元钱（旧币，合人民币50元），以表示他对老师的深情厚谊。
在浏阳中学读书的时候，胡耀邦的班主任老师是喻科盈，新中国成立后系马鞍山矿山研究院的工程师。
20世纪60年代，胡耀邦在湖南湘潭工作时，曾向当地的浏阳一中（即前浏阳中学）的校长打听过喻老师的情况，但浏阳一中也不知道喻老师的去向。1981年，胡耀邦再次写信到喻老师的家乡浏阳社港区打听，才得知喻老师在马鞍山矿山研究院工作，随即于当年11月29日致信邀请老师去北京会面。
胡耀邦在信中写道：“科盈老师：得悉玉体犹壮，健饭如常，儿女已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为人民尽力，不胜欣慰，我没有忘记您，没有忘记小学和初中时期其他几位老师，因为这些老师那种正直、廉洁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曾经给了我巨大的感染力量。很希望能在北京见到您，不过此地气候已严寒，于年事过高之人，诸多不适，希望您明年夏秋季节来……”
1982年7月，喻科盈老师由女儿陪同，到北京赴约，见到了分别50多年的学生胡耀邦。
“您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胡耀邦端详着喻老师的鹤发童颜，深情地说，“您大致的轮廓我还记得，可是您现在面部变化太大了。”
“是啊，你的记性真好，半个多世纪了，那时我才20来岁，现在都快80岁了，岁月不饶人啊！”
“杨勇也是您的学生，不知您可记得？可惜他现在不在北京，不然他一定会来看您的。”
“你们工作都很忙，我不能耽误你们过多的时间。”
“喻老师，小学和初中的老师，我找了很久，能找到的，只有您一位了……”胡耀邦无限感慨地与喻老师亲切交谈着。
离京的前一天，师生一起合了影。胡耀邦为老师和他的女儿各买了块上好的衣料，并设宴为老师饯行。临别时，胡耀邦依依不舍地说：“祝您健康长寿，下次再来！请代向师母问好！”
胡耀邦在学校里，是一名聪明好学的学生，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却是一个活泼好动的调皮孩子。据乡亲们回忆，童年的胡耀邦，喜欢在正月跟随大人耍龙灯、闹元宵，10岁时就加入了龙灯队，特别引人注目。他对自己小时候的一次恶作剧记忆犹新。他不到10岁时，有一次，邻居办喜事，他见大人划拳喝酒，热闹非凡，便与几个同龄小孩偷了一壶酒，躲在屋角落里，学着大人的模样开怀畅饮，结果一个个醉成一团，东倒西歪。他们被大人发现后遭到一顿打骂。从此，胡耀邦懂得酒不比水，不可过量，乃至终生在喝酒时从不过量。
胡耀邦的高小读书生活并不平静。1926年上半年，胡耀邦进入礼文学校不久，正值国共合作最佳时期，北伐战争势如破竹。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湖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打倒列强，争取国民革命军独立的革命雄风席卷长江南北，浩荡中原大地。
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湖南农民运动汹涌澎湃，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湖南农民几乎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农民有了组织，便开始积极行动，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其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多种家法的思想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攻击的形势如暴风骤雨，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民风强悍，素有革命传统的浏阳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至1926年11月，浏阳县成立区农民协会21个，乡农民协会586个，会员达139190人。乡农民协会数目与会员人数均占全省59县的第三位。在潘心源、田波扬、夏明翰等党员骨干的领导下，在浏阳建立了党团组织，至1926年，浏阳已有300余名中共党员，200余名团员。其中王震、宋任穷、王首道、杨勇、张启龙、李志民、张翼翔、李贞等人，后来成为党政军高级领导人。
全省各县农会迅猛发展，平民救国团、农民武装队等革命群众组织纷纷成立。这些组织除了直接参战、狙击溃兵、肃清反革命残余外，还为北伐军带路、送信、运输、救护、扫雷、送饭、慰劳。一时间，土豪劣绅东藏西躲，胆颤心惊，工人、农民扬眉吐气，大快人心。
文家市也像换了人间。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区、乡、村农民协会，五行八作的工人成立了工会，学生们组织起儿童团，各界妇女成立了妇女联合会。过去进行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公开出来领导这些群众团体。文家市党支部就设在礼文学校的后楼教室里。
当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湖南籍学生，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活跃在湖南省各地。他们有的以中小学教师的身份进行民主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胡耀邦就读的礼文小学的高小教员甘思藻，就是一位共产党员，他在学生中进行农民要翻身就要斗争、就要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教育，并发展了杨勇（原名杨世峻，后成为解放军上将，他是胡耀邦的姨表兄）、张清夷等同学参加了共青团，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比杨勇小两岁多的胡耀邦，也是甘思藻老师着意培养的“苗子”，常常给他看些《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上的文章。通过学习，胡耀邦扩大了视野，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在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愿望。
礼文学校的校长陈世乔，是文家市的党支部书记。他除了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的革命道理外，还特别喜欢用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谭嗣同、唐才常等爱国志士的英雄业绩教育学生，胡耀邦深受感染，从小立志向他们学习。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谭嗣同，为了推动维新变法运动，于1897年10月，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力排叶德辉为首的湖南守旧派的阻挠，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次年，又倡设“南学会”，举办《湘报》馆，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当湖南新政遭王先谦、叶德辉攻击时，他表示即使“杀身灭族”也决不后退。8月，具有求新思想的光绪皇帝将谭嗣同召进北京，辅佐新政，并破格授予四品章京。眼看维新变法指日可望实现，但就在这时，心怀鬼胎的袁世凯突然向荣禄告秘，于是这场准备已久的伟大变革终被以西太后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残酷镇压下去了。光绪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在此生死关头，谭嗣同却大义凛然，力谢众友劝其东渡日本的好意，决心以自己的最后牺牲，来唤起后人继续奋斗。他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又对日本公馆派来相助的官员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被捕后，他临危不惧，并在狱中墙上题写“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抒发了他为变法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临刑时他作绝命词一首：“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胡耀邦将老师讲的关于谭嗣同事迹铭刻于心。他把谭嗣同风格雄健的诗词抄在小本子上，常常诵读，以致能背诵如流，永不忘怀。
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的就义诗，他特别感兴趣，常常在同学面前吟诵：
一
喋血幽燕志未成，复生浩气欲凌云。
廿年肝胆频相照，今夜黄泉定笑迎。
二
头可断兮血可流，丹心一片付千秋。
忧国忧民多遗恨，后继有人解我愁。
像谭嗣同、唐才常这些杰出人物的名篇、名句，他背得烂熟，而且作为座右铭予以效法，身体力行。他常对老师和同学说：“做人就要做谭嗣同、唐才常这样‘丹心一片付千秋’的人。”这些中华民族杰出人物的宝贵品质和民族气节，给他幼小的心灵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他刚正不阿、忧国忧民性格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在北伐战争和农民运动的时代风云影响下，礼文学校的师生思想特别活跃，大都投入革命洪流之中。1926年下半年，11岁的胡耀邦参加了学校的童子军，并成了积极的一员，校长陈世乔指定胡耀邦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和宣传组组长。他与其他成员一道，在课余时间，走出校园，积极宣传破除迷信、捉赌徒、写标语、教唱歌。毛笔字练得不错的胡耀邦，还在街头墙上书写“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引来行人驻足观看，不时发出啧啧称赞声。
风云突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首先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树起“清共分共”的旗帜，疯狂镇压革命运动。他们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5月21日，长沙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浏阳县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地主还乡团配合国民军，大肆杀戮农会骨干分子。甘思藻等一批共产党员和杨勇等一批激进学生，被迫远走他乡，暂避风险。胡耀邦人小个矮，不引人注目，仍每日来回数十里，照常上学读书。
9月16日早晨，文家市上空阴云密布，下街头的团防局里正磨刀霍霍。霎时，枪声大作，文家市人民奔走相告：“共产党的军队来了！毛委员来了！”大家齐集街头，燃放鞭炮，摆着茶水，热烈欢迎秋收起义部队，整个文家市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首先进入文家市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三团，指战员大都是浏阳人。接着第一团和第二团以及安源工人爆破队也相继到达。各团指战员为胜利会师而欢欣鼓舞，兴高采烈。
9月19日，朝霞满天，晨风轻拂，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团和第二团部分指战员及安源爆破队共1500余人集合在里仁学校操场，举行隆重的会师大会。三支队伍会合，到处飞扬着欢乐的歌声：
我们本是工农兵，千年痛苦都受尽。
团结齐心力量大，杀土豪，除劣绅。
推翻国民党，奴隶翻身作主人！
……
胡耀邦按捺不住激动和好奇的心情，爬到学校的围墙上，凝望毛泽东率领的工农子弟兵。
会师大会开始了，胡耀邦看见一位身材伟岸、穿着一身老蓝布农民服装的人走到队伍前面的台阶上。他就是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来这里会师的毛泽东。毛委员招呼大家坐下，然后用浓重的湘潭口音，向大家报告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党面临的任务，讲解放弃攻打长沙、上山下乡的原因和意义，阐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他用平和的语调说：“同志们，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叛变了革命，正在疯狂地屠杀革命同志和工农群众，革命已经转入低潮。我们受挫，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事情就好办多了。这次暴动，虽然打了几个败仗，受到一点挫折，但算不了什么。有些人经不住考验，从队伍中逃跑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少些三心二意的人，我们这支队伍定会更纯洁，更巩固，更坚强。常言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拉武装，我们没有经验，万事开头难嘛。只要我们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咬咬牙，挺过这一关，革命总有出头的一天！”
胡耀邦俨然像一个编外战士，蹲在围墙上听得入神，深为毛委员明白、浅显、生动、明了的话语所感动。听到这里，只见毛委员伸出左手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大圆圈，形象地比喻说：“蒋介石好比一个大水缸，”他随后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声调高亢地说，“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接着，他用右手不停地撞击左手，风趣而自豪地说：“我们这块小石头，不断地打那口大水缸，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会场上顿时爆发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胡耀邦也天真爽朗地笑了起来，他觉得毛委员讲得入情入理，饶有趣味。
毛委员微笑着环视全场，待声音平静下来，接着提高声调说：“我们这次秋收暴动，原计划去打长沙。长沙好不好？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敌人连萍乡、浏阳都挡住不让我们过，更不会让我们进长沙。既然像长沙这样的大城市，目前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可以到敌人管不着或管不了的地方去，到乡下去，到山上去，同那里的农民一起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等我们在乡下、在山里站住脚跟，力量大了，有了本钱，再到长沙去。不但去长沙，还要打到武汉去，打到南京去……”
会后，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率领下，高举红旗沿着湘赣两省边界南下。南下途中，因情况发生变化，便改变去湘南的计划，向井冈山进军，在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放学的路上，胡耀邦觉得浑身是劲，步履生风。回到家里，他像报喜似的把当日在学校的见闻告诉了父母：“我见到毛委员了！我见到工农革命军了！毛委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胡耀邦小小年纪，目睹了农民运动的潮涨潮落，看到了工农革命军这颗冲破阴霾的璀璨明星，心头充满胜利的喜悦和希望，萌发了坚定走革命道路的志向。就这样，他度过了丰富多彩的两年高小学生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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