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露头角
1928年春，大地复苏，杨柳叶绿，麦苗青青，阳光和煦，使人感到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这时，一批浏阳籍在外读大学的进步学生陆续归来。留日归国的胡纪献，首倡在浏阳县城创办了浏阳县立初级中学，自任校长。他广揽贤俊，聘请的老师大部分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也有其他大学毕业的立志为家乡教育献出聪明才智的优秀青年，如出生在浏阳北乡的喻科盈，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担任过胡耀邦的数学老师。
浏阳县立初级中学的创办，是全县一大喜事，极大方便了浏阳及邻县的求学青年。在此之前，浏阳县内的高小毕业生，若要上中学读书，只能到离县城70公里的省城长沙去报考。胡耀邦适逢其时，正当他高小毕业之时，县立中学创办了，而且当年招收秋季班学生100名。
胡耀邦全家喜出望外。当胡耀邦提出投考县立中学的要求时，父母亲欣然赞同。父亲坚毅地说：“只要耀邦能考上中学，卖掉几亩薄田，我也心甘情愿。”
为了迎考，胡耀邦日夜复习功课，有时桐油灯通宵达旦地亮着。尽管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但他还是将高小所读的课文全面复习一遍，做到有备无患，万无一失。
浏阳中学坐落在城东蜈蚣岭磨盘街原红十字会旧址，离胡耀邦的家乡中和村60余公里。该校的前身是浏阳公学，后改为浏阳甲种师范，校址均设在长沙。直到这年秋天，甲种师范才迁回浏阳，改名浏阳县立初级中学。浏阳中学的创办，引起各界的关注，人们奔走相告，尤其是四乡的青年学生，更是无不为之翘首，跃跃欲试。
与胡耀邦同去投考的，有姨表兄杨勇，他这时刚好躲风从江西万载县的亲戚家归来。发榜这天，胡耀邦很早来到学校，见自己的名字写在红榜上的前10名之列，不禁激动万分。与他同时投考的文家市11名同学竟然全部录取。大家欢呼雀跃，相互庆贺，人人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其中一名学生自豪地说：“我们文家市的考生百发百中，为礼文学校争了光呀！”
说罢，他提议大家齐唱礼文学校校歌。“好得很，我来打拍子！”个子矮小的胡耀邦，几乎高兴得跳起来。在他的指挥下，顿时响起了高昂激越的歌声：
六龙山畔溪水滨，
百草互争芬，
礼文储群英，
灿烂光明。
……
看罢红榜，胡耀邦三蹦两跳，一路小跑，几乎一口气走完60余公里山路，他要尽快地将喜讯告诉父母，让他们分享他被录取的喜悦。父亲听到儿子被县立中学录取的喜讯，情不自禁地将胡耀邦搂入怀中，热泪盈眶地说：“我们种田人终于出了个读书人，耀邦，好好读书，将来定有出息。”
的确，在乡亲与世代种田人眼里，能考上县立中学，无异于在清朝考上了“秀才”。方圆几里的胡氏族人和左邻右舍，前来贺喜的络绎不绝。
在县立中学寄宿，食宿费每月得一元多银洋，学费至少要十几元银洋。一个中学生，一年要30余元银洋的费用，对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来说，谈何容易！胡耀邦父母，为了造就孩子的前程，省吃俭用，终于凑了一部分学费。加上当时乡下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胡氏家族祠堂有一笔族款，用来资助本族穷困子弟升学读书。胡耀邦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学，理所当然地受到族上的资助。这样，胡耀邦如愿以偿，兴致勃勃地上中学深造。
学校设有国语、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美术、音乐、体育、训育等科目，学制为三年。1928年春，招收了第一批学生50名，编在第一班。1928年秋季招收的100名学生，分别编在二班、三班。个子矮小的胡耀邦被编在三班。
胡耀邦胸怀开阔，从小就友善同学，与同学相处得十分融洽，从不为一点小事与同学争吵。与他同桌而坐的同学叫杨有根，是浏阳县城关小学毕业的。坐落在县城的城关小学，由留学法国的宋彬先生创办，并由他亲任校长。该校师资雄厚，教学设备齐全，考取该校的学生都有一种优越感、自豪感，大半城关小学的毕业生能考中县立中学，其中部分同学看不起各乡考来的学生，时常发生争吵。胡耀邦与并排而坐的杨有根相处得十分友好，互相尊重，互相切磋，每当杨有根向胡耀邦请教一些问题，他都有求必应，对答如流，深得杨有根和其他同学的赞赏。
胡耀邦在中学时代求学特别用功，勤学好问，思维敏捷，记忆惊人，学习成绩总在班里前几名，尤其国文、数学成绩总是全班第一。据他的数学老师喻科盈在1989年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说：“耀邦天资聪颖，学习认真，不懂就问，好追根求源，成绩优秀，在班上一直是佼佼者。”
由于他对语文十分爱好，不仅熟读课文，反复吟诵，还喜欢看课外书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他看过之后，能讲述其中一些生动感人的情节，为书中的英雄人物所深深感染和熏陶。因此，他的作文也写得很好，老师经常在课堂上宣读他写的文章，并在作文本上画上圈圈点点，在班上叫同学们“传观”。
胡耀邦性格倔犟，爱与人争辩，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他坐在前排，喜欢举手发言，回答问题滔滔不绝，特别引人注目，同学们夸他有“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的慑人力量。
当时浏阳县城还创办了一所迎呼寺女子中学，常与浏阳中学同学在一起开会，因胡耀邦个子矮小，站队时站在女生前面，有的同学见状，不禁发出笑声。校长胡纪献幽默风趣地说：“同学们莫见笑，别看胡耀邦个子矮小，可他人小志气大，品学兼优，是我校的高材生哩！”
许多任课老师非常喜爱胡耀邦这位“善于独立思考，接受能力强，应对敏捷”的学生，如教授数学、英语的喻科盈老师，教授国语的周乃今老师，教授体育的黎谷材老师等等。有一次，周乃今老师叫胡耀邦在课堂上背诵《滕王阁序》一文，胡耀邦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声音洪亮，抑扬顿挫，一字不漏地将全文背了出来，博得师生们的啧啧称赞。
当然，也有的老师对胡耀邦“善于争辩，寻求甚解，决不盲从”看不顺眼，认为“不安分守己”。如担任训育主任的何珍如，就是这样的老师。
此人在国民党县党部任职，后官至浏阳县县长，他在县立中学上训育课阐述三民主义时，大放厥词，说什么“国民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东北三省已经易帜。现在同学们要紧的是做学问，要安分守己，毕业后为国家做事业，为个人争前途……”
胡耀邦听到这里，心里像翻倒五味瓶，很不是滋味。胸中奔涌着愤懑的怒潮，恰似拦洪坝中的洪水一样，一旦闸门开启，就会奔腾咆哮，一泻千里。但他在课堂上强忍着，不便立即发泄出来。
训育课后，同学们边玩边议论未来，居然有位同学附和说：“何老师言之有理，国民党的国民革命算是成功了，现在好好读书，将来凭个人本领，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飞黄腾达……”
胡耀邦不以为然，理直气壮地反驳道：“东北三省虽然易了帜，但日本人的军队驻在那里，长江里的外国军舰还挂着旗帜横冲直撞，我们湖南的军阀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唐生智打败了，程潜来了，程潜走了，又来了个鲁涤平，将来还不知道谁来当湖南省主席，执掌湘政。我看天下并不太平，列强尚未打倒，军阀仍然存在。我们学生当然要读书，但要关心国家大事。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危难之时，我们岂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国家不太平，书也读不成……”他的一番慷慨陈词，说得周围同学心悦诚服，连连点头。
正好从这里经过的胡纪献校长听到胡耀邦的一席话语，想不到一个13岁的学生，竟能说出此番忧国忧民的至理名言，对他无比赞赏。次日操练完毕训话时，他在全校师生面前大肆夸赞胡耀邦的远见卓识。从此胡耀邦崭露头角，师生们对他刮目相看。
中华大地，果真并不太平。从1928年至1930年，在中国国内，新老军阀混战没有停止过，蒋介石虽然率领国民革命军进行了第二次北伐，东北易帜转向南京，北洋系统老军阀们靠边，但新军阀又开始了相互拼杀，先是蒋桂之战，接着是蒋唐之战、蒋冯之战，到1930年，又爆发了中原大战，终于形成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局面，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三个集团，倾其全力，共同反蒋，进行一次破釜沉舟的决战。双方动员的军队超过百万，战线绵延数千里，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是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战斗最烈、死伤最多的一次大混战，大大地损伤了国家的元气。
不久，在军阀混战的动荡局面中，处于兵灾旋涡中心的浏阳县城也随之混乱不堪，浏阳中学的学生有的投奔红军，有的为国民党效命，有的远走他乡谋生，一些老师也请“长假”自谋生计。在此情况下，校长胡纪献不得不宣布浏阳县立初级中学暂时停办，刚读到初中二年级的胡耀邦，无奈结束了学生生活，回家乡担任儿童团工作，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胡耀邦的老家中和乡苍坊村，是红军的根据地，乡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当时农村的中学生很少，胡耀邦有文化，苏维埃政府要他负责儿童团工作，他表现出很好的组织才能和演讲才能，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乡苏维埃召开的大会，由于乡干部的文化水平低，很多时候便由胡耀邦来讲话，他喜欢演讲，每次讲得有声有色，感染力很强，富于鼓动性。
他爱好文艺活动，首倡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在八区苏维埃所辖乡村进行演出宣传。
当时演出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剧本，区苏维埃大多数人没有文化。虽然有几个读过私塾的人有些文化，但他们又不能适应新要求，能编戏的人更无法找到。
胡耀邦被逼上梁山，他自己动手编写剧本。他编写的第一个戏名叫《打倒柴山虎》。
戏的内容是：一个贫苦青年农民进山捡柴回家，途中遇上大恶霸柴山虎的走狗，这伙爪牙仗势欺人，抢劫柴担和柴刀，并将青年打伤。就在这个时候，恰巧来了一群砍柴人，拔刀相助，将这伙走狗砍伤了。柴山虎知道了，便纠集反动团总，四处烧杀抢劫，逼得农民无路可走，不得安宁。于是，便纷纷参加赤卫队。因为剧情写的是山区农民的事，很受观众欢迎。
演出队的人，都赞扬胡耀邦写的戏好演，而且情节动人，为乡亲们喜闻乐见。他成了这个宣传队深受欢迎的“编剧”。
胡耀邦自己写的戏，一般都自己参加演出。有一次，宣传队在苍坊村胡氏祠堂演出《打倒柴山虎》。他扮演青年砍柴农民，他要小学同班同学牛牯子帮他搞两捆柴来做道具。牛牯子非常高兴地挑来一担80多斤重的枝桠柴交给胡耀邦说：“这担柴可不轻，可以吗？”
胡耀邦见状，捧腹大笑说：“牛牯，我是要柴演戏，不是要柴做饭，演戏是假假真真，有虚有实，只要在表演上做得真实就行了。如果戏里面骑马，你真的骑着马跑到这草台子上来，那马要是发烈，在台上乱蹦乱跑，那不会将演戏的人摔死？”
他指着柴担说：“如果我挑着这担柴，又唱又做，还要和敌人对打，能演得出来吗？再说，戏台这么小，我挑这么一大担柴，怎么好转身？观众到底是看柴还是看戏？来，你和我一道上台演演看，你体会一下就知道了。”
从此，牛牯子和一些青少年参加了这个宣传队。
胡耀邦以大无畏的精神，在家乡积极参加写标语、散发传单等一系列宣传活动。
有一天，胡耀邦和八区苏维埃的一个同志在苍坊村胡氏宗祠的墙壁上，正写着两条每个字一人多高的大标语：
医 治 白 军 伤 病 兵
猛 烈 扩 大 红 军
村里不少人耳闻目睹，都跑到祠堂来围观，有的议论说：“我们这祠堂里的后生子，看来耀邦大有出息。”
有个胡氏“成”字辈的白发老人成大爹，把胡耀邦拉到一旁说：“邦伢子，你干革命我支持，但你不要大白天在本地大写大画，要干晚上去干。”大爹思考片刻后又关心地说：“耀邦，如今的世道是白军走了红军来，红军走了白军又回来，就像翻红薯藤一样，翻来覆去，干这号事是脑壳提在手上跑，你可要谨慎啊。”
胡耀邦毫不在乎地说：“老公公，我邦伢子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为了广大穷人不受苦，为了耕者有其田，砍了我的脑壳也只有碗大的疤。”
成大爹听到这番掷地有声的话后，深受感动地向围观的人说：“我们都是胡氏子孙和婆媳，邦伢子为了穷苦人干革命，在这祠堂里写的这些字，任何人不准损坏，一定要好好保留下来。”
峥嵘岁月，暴风狂飚，60年来，这13个字，都留在祠堂里作为胡耀邦离家前干革命的见证，直到后来修整胡氏祠堂时，才将大字粉刷掉，但胡耀邦从小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情操，长留在乡亲们的记忆中。不久，他便走上新的革命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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