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红小鬼”苏区立功

蒙冤“AB团”分子

正当胡耀邦领导儿童局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之时，以王明“左”倾错误为标志的党中央，对革命组织内部隐藏的阶级敌人，作了过分夸大的估计，提出了一系列过“左”的肃反政策，并强令将湘赣根据地的大批领导干部当作“AB团反革命分子”列入肃反对象，责令省委进行“审理”。

“AB团”中的“A”字，是英文“反”字的第一个字母，即反对的意思。“B”字代表布尔什维克。“AB团”是国民党右派1927年初建立的一个反共组织，几个月后便被解散。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受其影响，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出现了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错杀了一批好干部、好同志。对一些被怀疑的对象随意拘捕，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致使不少同志屈打成招，惨遭杀害。领导肃反的肃反委员会只凭口供，不做调查，使许多革命同志含冤九泉。

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认为，对待肃反问题，必须慎之又慎，一定要重调查研究，重确凿的证据，绝不能错杀无辜。但苏区中央局再三催促“速办”，甚至指责省委在肃反问题上“右倾”，逼迫省委抓紧肃反工作。

当时的湘赣省总工会委员长“左”得出奇，他背着省委，挑选了一些战士，成立了一个纠察队，用逼供信的办法，逼着一批战士承认自己是“AB团”分子，全部将他们杀害。

苏区中央局偏信湘赣省总工会委员长一面之词，他打“小报告”说湘赣省委在肃反工作上软弱无力，对“AB团”姑息纵容，从而爬上了肃反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宝座。此人心狠手辣，品质极坏（在长征时叛变）。他是湖南醴陵人，木匠出身。1932年4月任湘赣省总工会委员长，10月当选为中共湘赣省委候补常委。他任省总工会委员长时，就把工人纠察队以“AB团”的罪名搞掉了。之后，纠察队又重新抽调政治上可靠的骨干组成，结果又被他搞掉了。他任肃反委员会头头后，耀武扬威，首先加害于朱昌偕，逼得他在永新梅花山自杀身亡。

在这段时间，王首道与张启龙等同志，较好地控制了肃反局面，保护了大批好同志。有的上级下令要杀，被抵制住，免遭杀害；有的上级下令要逮捕，他们没有执行。后来中央认为他右倾，撤销了他的湘赣省委书记职务。

面对湘赣苏区大抓“AB团”的严峻局势，引起大家的极度恐怖，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胡耀邦感到无比困惑和迷茫，心中生起一阵阵疑团：“肃反”怎能如此胡来？昨天还是一起冲锋陷阵、拼命工作的同志，今天怎么就成了反革命？省委书记王首道不遗余力地领导苏区军民建设和保卫根据地，成绩显著，有目共睹，怎么竟被撤销职务，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一场横祸随即降临到他和谭启龙的头上。胡耀邦（时任湘赣儿童团团长）和谭启龙（时任省少先队队长）的私下议论很快被省委政治保卫局知悉。加之胡耀邦的一个老师是“AB团”，他平日和这位老师在工作中接触较多，胡耀邦又是一个读过初中的“小知识分子”，湘赣省保卫局“顺藤摸瓜”，认定胡耀邦也是“AB团”成员。1932年底，保卫局报肃反委员会同意，将他们两人列入“AB团”分子名单，并停止了他们的工作。由于他俩是省里两个部门的领导，对他们的处理还需要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会议一开始，肃反委员会头头当场宣布：谭启龙、胡耀邦是新侦破的“AB团”分子，应立即逮捕。

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感到很突然，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他们这两个从小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勤奋工作的“红小鬼”，会是“AB团”分子。有的领导还说：抓了他们又怎么办？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空气几乎要凝固了。

沉默片刻，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站起来毫不含糊地说：“这两个红小鬼，出身苦，从小参加革命，工作一贯积极，思想活跃，直言快语我了解他们，他们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不能抓！”

当时，肖克、王震带兵打仗在外，新委任的省委书记任弼时尚未到任，谭余保讲话还是有些分量的，他的话使肃反委员会头头露出窘相，然而他硬是一口咬定胡耀邦和谭启龙是“AB团”分子。

恰值少共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列席这次会议，根据他在湘赣苏区巡视、检查了解到的情况，认为胡耀邦和谭启龙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工作很不错的年轻干部，不可能是“AB团”分子，决心把他们保护下来。他看着肃反委员会头头与谭余保争论不休，便起身坚毅地说道：“我正准备近两天回中央苏区汇报工作，这两个人就让我带到中央苏区去‘审查’吧！”

谭余保一听，心想，冯巡视员这是要保他们，于是表示同意。肃反委员会头头觉得也有台阶可下，没有反对。其他与会者更不持异议。就这样，胡耀邦和谭启龙躲过了当“AB团”分子被杀害的厄运。

12月下旬，冯文彬带着胡耀邦、谭启龙，还有省总工会干部宋新怀等一起到了中央苏区。

一天，天色阴沉，寒风凛冽，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把少先队中央总部部长张爱萍叫去，严肃地对他说：“交给你两个‘AB团’嫌疑分子，是从苏维埃湘赣转过来的。对他们要认真审查，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漏掉敌人，一定要实事求是。”这两个人就是胡耀邦和谭启龙，都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

张爱萍对当时那种随便怀疑人、审查人的整人做法大为反感，况且他自己也有过一次险遭杀头的切身感受，因此，对胡耀邦和谭启龙没有丝毫怀疑态度，压根儿也不相信这两个娃娃是“AB团”分子。既然组织上把他俩交给他“审查”，便分别找他俩谈话。他了解他们的出身、经历、爱好和特长，觉得他俩纯系冤屈，于是分配他俩的工作。当时张爱萍兼任“反帝拥苏大同盟”青年部长，便把胡耀邦留在青年部当干事。20世纪末，张爱萍在《丹心耀日，矢志兴邦》的回忆文章中写道：“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工作实践，我认为这两个同志（指胡耀邦、谭启龙）都无问题。胡耀邦聪颖活跃，热情能干，虚心好学，还颇有文才，对许多问题都有个孔夫子‘每事问’精神，好打破沙锅璺（问）到底；小小年纪就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坚强决心，干起工作来又是个拼命三郎。我正式向顾作霖报告：这两个人绝不是‘AB团’成员，从籍贯、年龄到工作经历，特别是现实表现，足可以证明他们是革命同志。”

听了张爱萍的报告，顾作霖双眉紧蹙，陷入沉思。停了片刻，他对张爱萍深有感慨地说：“是啊，我们对革命同志一定要从爱护出发，不能捕风捉影，陷害好人。”

胡耀邦17岁的年纪，人小心红，却无端受屈，他感到无比痛苦和烦恼。为了澄清是非，还自身一个清白，经再三考虑，他决心去找少共中央书记顾作霖，一吐为快。

一天晚上，朔风呼啸，寒气袭人，胡耀邦鼓足勇气，来到顾作霖住地，向他开门见山地倾吐自己的苦衷。他与顾作霖彻夜长谈，从家庭出身，文化程度，谈到14岁离家参加革命，加入共青团，到湘赣省做儿童团工作等革命经历。顾作霖听后深受感动，安慰他说：“你别急，是不是‘AB团’，会弄清楚的，你好好等着。”事后，顾作霖对冯文彬说：“不像吧，胡耀邦那么小的年纪，怎么会是‘AB团’呢？”冯文彬回答：“是啊！耀邦的历史是很清楚的，这几年他一直在苏区工作，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不可能是‘AB团’分子。”

这以后，胡耀邦有了行动自由。冯文彬经常鼓励他，要相信党，耐心等待。有话就找领导和同志们谈，别闷在心里。

不久，冯文彬被派去福建工作，胡耀邦泪眼婆娑地去送他，一边走一边问：“你走后，我怎么办呢？”

冯文彬深情地安慰他：“相信组织上会对你作出正确的结论的，不要急，更不要想不开，要经得起考验，你应坚强起来。”

胡耀邦依依不舍，一直把冯文彬送到村外的桥头。冯文彬策马走了一阵，回过头来，看到胡耀邦仍在寒风中伫立不动，目送他渐渐远去。

后来，在顾作霖的主持下，组织上实事求是地为胡耀邦作出了正确结论，使他免于灭顶之灾。

1933年1月，胡耀邦调到苏区中央局所在地瑞金，先期由少共中央局派他到福建省宁化和清流县巡视工作。5月，到中央苏区儿童局，从事少共中央局《青年实话》的编辑工作，并主编儿童局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组织上发现他具有很强的宣传组织才能，便调他任“反帝拥苏大同盟”宣传部长。9月，不到18岁的胡耀邦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初出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谭启龙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部巡视员。两人后来得知，他们走后，被打成“AB团”分子的一些干部，如袁德生（省苏维埃主席）、易心平（团省委书记）、张槐荪（省委秘书长）等都被错杀了。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胡耀邦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谭启龙正巧遇见时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跟他开玩笑说：“你保了个‘总书记’。”冯文彬哈哈直笑，说：“还保了你这个省委第一书记。”

1933年10月，谭启龙奉命赴湘鄂赣苏区工作，在离开中央苏区前夕，胡耀邦特意来看望他。两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都知道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见面，真有点依依不舍，相互紧握着对方的手，互相鼓励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干出更好的成绩来！

自中央苏区一别，直到全国解放，16个春秋，他俩未谋一面。新中国成立后，胡耀邦和谭启龙各自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尽管他们见面机会很少，但是他们战争年代结下的革命情谊，没有被岁月的风雨冲淡。他们始终深切地关心和惦念着，莫逆之交情谊深啊！

1988年春，谭启龙赴京参加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得知胡耀邦因病在京住院治疗，即抽空前往医院看望。谭启龙的到来，使胡耀邦很是欣喜，两人尽情叙谈。胡耀邦还坚持要谭启龙把家人都叫来，一起吃顿饭。席间，谭启龙劝胡耀邦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到处走走，散散心，以利于早日恢复健康。胡耀邦说：“我也这么想过，除掉散散心，也做些调查研究。”两人在倾谈中，胡耀邦回忆了在苏区受迫害的难忘岁月，他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庆幸碰到了三个好领导：一个是冯文彬同志，一个是顾作霖同志，再一个是张爱萍同志。没有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何能得以‘双脱险’呢？”

同年夏，胡耀邦身体稍有好转，即去胶东视察、游览。9月返京路过济南时，特意停留一天，打算与居住在济南的老战友谭启龙见见面。不料，谭启龙因身体有疾已于日前去了上海检查、治疗，因而未能如愿。胡耀邦在住所，静静地想着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想着与谭启龙几十年的战友情谊，不禁心潮翻滚，感慨万千，当即赋诗一首：

回京路过济南拟访老战友谭启龙同志，始悉因病去沪治疗，怅然若失，书此相赠。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冤蒙 AB 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春，寿到雏声胜老声。

9月26日，胡耀邦回家后，将此诗用宣纸抄好，也不知何故并未及时寄出。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后，他的家人清理遗物时，发现此诗，由他的儿子胡德平将此诗寄给了谭启龙。

谭启龙将此诗捧读再三，诗中那至诚至深的战友情谊激荡着他的心，胡耀邦的音容笑貌、桩桩往事重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不禁潸然泪下，在胡耀邦赠送的诗篇上留下了斑斑泪痕。

在中央苏区工作的几年里，胡耀邦倾注了年轻人火热年华的全部心血，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

他组织创办了苏区中央儿童局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为苏区的青年运动和团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时刻准备着》创刊于1933年10月5日，到1934年7月25日终刊，共出18期，每期发行4000份。凯丰、胡底、陈丕显、胡耀邦都曾为该刊撰稿。在创刊号上，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亲自撰写了《发刊词》，称赞该刊是苏维埃领土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儿童的刊物”。

在创刊号上，胡耀邦发表了一首诗。诗云：

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小弟妹，

我们是从小做工的苦姐哥，

我们都是皮安尼尔（英译意“少先队员”），

我们要时刻准备着！

在创刊号的“识字栏”内，胡耀邦根据少儿特点，通过教写“狗”字，配诗一首：

狗儿汪汪叫，

见了主人跳两跳；

国民党也像一只狗，

见了帝国主义就把尾巴摇一摇。

胡耀邦少年气壮，工作起来生气勃勃，总有一股“不搞出点名堂，决不罢休”的劲头。一次，他到地方参加扩大红军突击运动回来后，要赶着出一期《时刻准备着》刊物，因为版面上有块空白，不能付印，他便拉着赖大超（时任少共儿童局书记）到张爱萍（时任少先队中央总队长）办公室共同凑了一组猜名人谜语作为补白，其中三则妙趣横生，使版面增色不少。抬耳向上——张闻天；精通往事——博古；谁是雇农——何长工。胡耀邦兼职主编《时刻准备着》，他除了负责审稿、定稿外，版面的编排，甚至校对，他都亲自去干，乐此不疲。

1933年9月27日，胡耀邦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刊物《红色中华》第113期“党的生活”栏，发表了一篇《共产青年团领导之下的苏区共产儿童三个月的活动情形》的文章。该文翔实地总结了1933年红五月以来苏区儿童团的各项工作。在充分肯定红五月以来3个月工作成绩的同时，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一是有些地方对少儿工作重视不够，没有很好理解儿童工作的重要性；二是实际工作中存在某种“左”的倾向，如有些地方拒绝中农子女加入儿童团等。据此，他提出了“目前儿童局的三大工作”：第一是加强阶级教育；第二是大力发展组织；第三是“苏区的皮安尼尔们，学习我们过去的经验，努力执行共产青年团、中央儿童局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是皮安尼尔，我们时刻准备着！”

胡耀邦在少共中央局工作期间，他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养成了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他在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后，除协助主要领导抓全面工作外，还管机关事务，工作再忙再累，他都要挤时间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一次，他发现不少家庭甚至学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用打骂方法教育子女、学生的情况，还有童养媳的严重问题。他及时向少共中央局作了反映，据此，少共中央协同教育部门发了专门指示进行纠正，并在《青年实话》、《时刻准备着》、《红色中华》等报刊上发表报道和评论，使上述不良现象得以及时克服。

他先后任少共中央儿童局委员、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在不同岗位上他都勇于开创局面，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得到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