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拨乱反正闯禁区

组织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创办的《理论动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引导读者思考理论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广大学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1978年3月，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提出为《理论动态》写篇文章，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此同时，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也写了一篇同一命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是应《光明日报》哲学组之约，于1977年9月完成，经过多次修改，《光明日报》决定将此文刊登在1978年4月11日的第77期《哲学》专刊上。

就在这时，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看了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认为主题重要，但分量不够。他和编辑部的马佩文、王强华、张义德等同志反复修改了几次，指明要突破理论的局限，加强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性和战斗性。他决定，把它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扩大这篇文章的社会影响。

杨西光希望能得到耀邦同志大力支持，并请《理论动态》的同志们帮助修改。最后请耀邦同志定稿，先在《理论动态》上内部发表，然后《光明日报》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

胡耀邦欣然同意，表示尽力支持。胡福明的文稿送到党校后，由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请当时也已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的孙长江修改。吴江对孙长江说：“把你的文章和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吧！”孙长江在胡福明文稿上做了许多改动，在理论方面和引文方面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增强了针对“四人邦”论点的现实战斗性。经吴江修改后，送给胡耀邦审阅。

胡耀邦看到此文后无比兴奋，连声叫好。他同时深思：如何使此文突破当时的新闻制度，得以顺利发表？他当机立断，于5月6日召集《理论动态》组成员在他家里讨论，由他最后定稿。胡耀邦说，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一定要仔细推敲，理论上、政治上都要做到无懈可击。

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亲自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第60期《理论动态》上刊出。

次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署名“《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在《光明日报》头版刊发。

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作了转载。接着，全国大多数地方报刊也陆续转载。

这么多新闻媒体如此迅速刊登、转载一篇文章，这在宣传工作史上实属罕见，因此立即轰动全国。

这篇文章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和“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4个部分。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重要。

文章在“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一部分里说：

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的“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容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的本身不能成为检验本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

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一部分里，文章写道：

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出巨大的生命力……

在第三部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里，文章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态度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地根据革命实践给以修订、发展、完善和毛泽东修改他的某些观点的事例，然后说：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允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化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文章在“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部分里，其现实针对性更高、更突出，也更具有战斗性。文章说：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作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现实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说出了人们长期以来想说而不敢说的心声。此文一经发表，在神州大地引起强烈震撼，人们拍手称快。

这篇旗帜鲜明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文章，理所当然地遭到“凡是派”的反对，他们视它是在“砍旗”，是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

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同志，在5月17日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害是说毛泽东思想是“枷锁”、“禁区”，所以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的。还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中宣部部长紧接着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代表团团长召集到钓鱼台。他先是委婉地说自己对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摸透，然后又让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他不肯直接地批评这篇文章，但却劝告大家要提高鉴别能力。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也不就是定论了。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尖锐批评“两个凡是”。他的讲话于6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标题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然而，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同志当着北京数十个新闻单位领导人的面，严厉批评胡绩伟和曾涛，提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警告。

面对重重压力和阻拦，胡耀邦毫不退却，挺身而出，奋起反击。

他于5月13日下午召集《理论动态》的同志到富强胡同他家里开会，和大家商量对策。他早就说过：“我不下油锅谁下锅？”此刻，他更加义无反顾，带头对“砍旗”和“反对毛主席”之类的说法，进行有力的批驳。他决定组织大家再写一篇题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文章。同时，跟大家研究了《理论动态》近期的几个选题。他认为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绝不会让灾难的历史重演！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止不了。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必须写这样一篇文章，讲清楚这个辩证法。

1978年6月30日《理论动态》第72期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同一天，《人民日报》以“岳平”署名发表此文。7月2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这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对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回答。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此揭开了序幕。

在胡耀邦的推动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以及全国舆论界和各级党委，广泛、积极地参加了讨论。正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5期上发表的《胡耀邦同志传略》中说的：“他组织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

这次大讨论的强有力的领导者和支持者是邓小平。早在“两个凡是”公开见报的当月，邓小平对前来看望的王震谈道，“两个凡是”不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阐述自己的思考。其后，他又同来看望他的汪东兴、李鑫等，明确表示他对“两个凡是”的观点。5月24日，他对中央的两位同志进一步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些重要思想，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说，他事前并不知道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来听说争论很大，才找来一看，果然写得很好，理论上、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嘛，也并不存在“砍旗”嘛。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到他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上讲话的内容时说：“有的同志对这次政治工作会议的两个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工作的提法，同华主席讲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不一致；认为要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同毛主席讲的人民军队革命本质也不一致。”他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接着，他在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旗帜鲜明地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潮，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谈话，要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置禁区。他严肃地指出：“不要再下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从此，所有的报纸都发表这类文章。

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题为《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的文章。过了几天，胡耀邦又召集《理论动态》人员开会布置关于真理标准的另外一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由王聚武执笔。经过几次讨论，胡耀邦几次修改定稿，于9月10日在《人民日报》和第84期《理论动态》发表。新华社立即转发全国。

为了正面回答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砍旗”的责难，胡耀邦叫党校理论所研究室主任吴江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吴江把文稿送到《解放军报》负责编辑工作的姚远方副社长手中。姚远方立即转给了社长华楠。

胡耀邦感到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同志已经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下了指令：不准再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类文章，怎么办呢？他在屋里来回踱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满屋烟雾弥漫。他突然兴奋地对梁金泉说：“有了，找罗大将支持！”胡耀邦立即写了一封信，附上吴江的文稿，让梁金泉坐汽车亲自送到罗瑞卿家里。胡耀邦深深懂得罗瑞卿必然会支持这类文章的发表。

罗瑞卿一直非常关注“真理标准”讨论，他是对“真理标准”讨论作出杰出贡献的将军代表。

1978年5月11日，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看了《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拍案而起，连声叫好。他对前来汇报有关工作的华楠等解放军报社领导说：“‘真理标准’那篇文章，是体现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听说有几位秀才还不大赞成，我想劝劝他们。”

1978年4月26日至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罗瑞卿在会上指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从现代迷信中走出来，就一步也前进不了。”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之后的当天晚上，罗瑞卿就给解放军报社负责人打电话，要求《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宣传文章。

罗瑞卿收到胡耀邦的信和吴江的文章后，当即拍板：“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文。罗瑞卿认为，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

罗瑞卿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关注，并没有到此为止。在这篇文章即将见报之际，罗瑞卿亲自动手，两次修改此文。

罗瑞卿高兴地对有关编辑人员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他批示要在文章中引用毛主席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

文章定稿后，罗瑞卿打电话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又说，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文章于6月下旬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转载，新华社发了统稿，进一步加快了真理标准讨论的进程。

罗瑞卿还多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

主要是考虑到《解放军报》虽然是中央“两报一刊”之一，但毕竟只限于军内发行，一般的读者读不到《解放军报》，所以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影响，必须借助于《人民日报》转载。

罗瑞卿在1978年6月23日22时至24日凌晨2时之间，三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这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中，罗瑞卿反复强调：如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后，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在罗瑞卿的支持下，《人民日报》消除了顾虑，决定转载。

既然是转载，那便是《解放军报》先发表，《人民日报》在翌日或晚些时再刊登。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在三令五申“下不为例”下推出的，长达1.6万字的“重磅炸药弹”，《解放军报》一发表，必然会引起注意，很可能会受到来自高层的强大压力。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后，有人说这篇文章堪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姐妹篇；有人则认为，与包括邢贲思的《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在内的前两文相比，这篇文章更尖锐，更泼辣。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际关系的根本颠倒”；第二部分，“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而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第三部分，“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它哲学怪论的最有理的驳斥是实践”。

这篇文章，以其鲜明的观点，充分的依据，雄辩的事实，严密的逻辑，周详的内容，磅礴的气势，给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有机的配合和坚决的支持。这是罗瑞卿积聚其生命的最后创造力，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所做的最后一次冲刺！在这篇文章发表40天后的1978年8月30日，因手术中心脏病猝发，罗瑞卿告别了人间。

“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轰轰轰烈烈地展开。1978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消息，省委书记杨易辰根据实践标准作出结论说：“文革”前的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原省委的夺权，否定了毛泽东对原省委的批评。实际上是用事实表态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

杨易辰首次表态之后，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9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信访工作召集人会议上讲话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10月3日，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不准把胡耀邦这些话写进会议文件，理由是：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压中央吗？他还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他甚至说：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省委常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五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坚持“两个凡是”论者并不认输，还继续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挑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争论。这次会上，陈云用实践标准提出了彭德怀等一系列重大案件和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功过是非评价问题，要求为这些同志平反，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

笔者曾专程赴京采访《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他对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进行了认真的回忆。他说：“在真理标准讨论宣传中，胡耀邦同志不仅一再找作者商谈如何写作，写出初稿后如何一再修改，而且他还考虑如何发表。按一般情况，这样精彩的重要文章，应该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来发表。他同我讨论过几次。如果作为社论，按组织原则，必须事先送给分管宣传的中央领导同志审查，那就肯定通不过。先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然后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这是耀邦的精心策划，是同杨西光和我一起商量决定的。这篇文章登出来的当天晚上，吴冷西打电话对我进行了严厉批评，我先用电话向耀邦同志作了通报，第二天我把记录稿亲自送给他。他说，这当然不是吴冷西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领导者的代言人，必须撰写另一篇文章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这时，《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虽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但也受到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同志等的严厉批评。因而在第二篇写作过程中，耀邦同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商量好后，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同天发表。这也是他同我们几个新闻单位事先约定好的，这充分反映了耀邦同志的卓越胆识和领导艺术。”

“为了扫除这场讨论的思想阻力，乘胜前进，胡耀邦继续组织力量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评‘左’比右好》、《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跳出框框多想点问题》、《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等本报评论员文章。这些都是经过胡耀邦的精心策划、一再修改过的。比如他在审阅《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文的原稿时，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就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毛泽东思想，决不能把它看成凝固不变的’一段话之后，胡耀邦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这种认为革命导师说过的一切都要照搬照抄照办，而没有说过的都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的态度，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在这个讨论开展的过程中，耀邦同志还经常指点我，要报道哪方面讨论的新闻，要注意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讨论，千万不要大轰大嗡，不能搞形式主义。”

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除安徽、北京市以外的27个省市自治区等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均先后发表讲话或撰文表示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个真理意义的原理，是我党、我国人民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胡耀邦“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