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拨乱反正闯禁区

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

1977年3月，胡耀邦刚到中央党校，在与党校部分领导、教职工见面时，就热情洋溢地表示：中央决定我来党校工作，我感到担子很重。但是，有党中央的领导，依靠党校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是充满信心的。他还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揭批“四人帮”，党校也不能例外。相信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是会把这件大事抓好的。胡耀邦正是凭着这种决心和信心，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用整风会议形式，发扬民主，开展工作。

经过几个月时间，一面积极准备开学，一面狠抓揭批查运动，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许多人主张把造反派头头隔离起来审查，胡耀邦为引导运动健康发展，说服大家不要那么干，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促使造反派头头不能不承认在“文革”中干的许多坏事。

这时，“四人帮”已被抓起来将近一年，但康生的问题还是没有揭露出来。直到1977年9月3日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上，还有人提问：“对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的问题，究竟能不能揭批？”胡耀邦当场明确回答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他又谨慎地说，“对康、曹提意见，要限于在党内会议上，要把材料及时上报中央，不外传。”

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对康生没有什么说法，加上“文革”期间，中央党校“红战团”有人要调查康生问题，立即被打成反动组织，“红战团”的几个负责人被投入监狱关起来。有个教员写了批评康生的大字报，立即被戴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罪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还乡，监督劳动。李广文（曾任山东省委书记，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贴了一张揭发康生在王、关、戚问题上耍两面派的大字报，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监审查。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怎么会不使中央党校的同志心有余悸？所以整风会议上揭发康生、曹轶欧问题还是轻描淡写，很不深刻。

1977年12月8日，哲学教研室几个同志经过商量，派人去见冯文彬（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请他征求胡耀邦意见，同不同意他们贴揭康生盖子的小字报。这个同志对冯文彬说：“康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而又隐藏很深，我们不揭开康生的盖子，不仅中央党校的揭批查运动深入不下去，全国揭批查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深入不下去。现在中央对康生没有表态，而且有人还要保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到不给耀邦同志惹麻烦，打算不贴大字报，而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而贴在16楼室内走廊墙上。16楼是教务处所在地，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认为这样做行不行？”

当天中午，冯文彬经过征求胡耀邦的意见，回答这位同志：“胡耀邦同志讲了，贴康生的小字报这件事，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这位同志高兴地说：“这个态度就是对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支持。我们决定贴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来，责任完全由我们来负。”

下午，由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等人署名的第一张揭发康生的小字报贴出来了。标题是《（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主要揭发所谓“康老路线”与江青（“四人帮”）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这张小字报有意贴在16楼一层走廊西头西墙上。几小时后，接二连三又有人贴出小字报，（一直从一楼贴到三楼）。

观者络绎不绝。胡耀邦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对身边的秘书梁金泉说：“听说16楼贴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好得很呀！咱们去看看吧。”

学员们知道揭发康生的消息后，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地司级以上干部纷纷写信、打电话回去，报告中央党校已开始揭发康生。这个信息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也开始有人向中央打报告，揭发康生罪行。中央党校的小字报内容，通过《情况反映》及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报告。

在铁的事实面前，原来说康生好话的高层某些领导，这时也不再为康生说话了。华国锋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但胡耀邦认为，在中央党校不追究康生、曹轶欧的罪行，就不能彻底清查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揭批查运动就搞不下去。

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还是连续召开了4天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生、曹轶欧罪行。校党委决定将康生、曹轶欧犯罪事实呈报中央，请中央审查处理。会议开得很严肃、热烈，群情振奋，都说这不仅是中央党校有历史意义的事，也是全党全国一件重要的事情。

1978年底，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其中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中，大部分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这个材料由胡耀邦带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的许多老同志看到后，无不感到极大义愤。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并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立案审查，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康生的正义审判。

胡耀邦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当务之急是拨乱反正。一是党要有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二是要有一大批坚决执行正确基本路线的干部。“文革”中把大批好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下来的冤假错案也骇人听闻，拖延下去，民怨沸腾，对党和国家损失太大。

但要清理、甄别和平反冤假错案，又谈何容易！胡耀邦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赤胆忠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冲破重重困难，打开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率先在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正是胡耀邦冲破禁区、拨乱反正的突出表现。

中央党校在“文革”中是重灾区。“文革”前由于政治运动频繁，加上康生“左”的流毒，整人之多之凶是全国闻名的。1980年国防大学有位教授听了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介绍后，感触很深，便写了一首五言诗：“全国大气候，‘左’得吓死人。藏龙卧虎地，细皮嫩肉身。频繁搞运动，学府多冤魂。平反清材料，三百六十斤。”经过甄别平反，销毁诬陷不实之词的材料竟达360斤重，可见当年积案之多，沉冤之重！

胡耀邦为冲破“组织枷锁”，一面狠抓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一面非常重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首先是在临时党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落实干部政策领导小组，设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专门着手甄别工作。“文革”中被打倒的一大批领导骨干很快被解放出来，并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成为推动揭批查运动和筹办复校工作的中坚力量。

平反工作开始并不一帆风顺。由于抓住了康生这个罪魁祸首，所以“文革”中被他点名批判，被定为“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组织成员”以及“坚决执行十六字修正主义教学方针”的人，约占全校一半的干部群众就顺利、自然地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但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还牢固地禁锢着许多人的思想，不愿意或不敢涉及到“文革”前的问题。党校负责甄别工作的领导干部，对一个在1964年在批判“合二而一”时被定为留党察看二年、“文革”中又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的同志说：“文革”中给你定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给你开除出党的处分，可以平反。1964年给你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不能平反，因为那次批判“合二而一”，是毛主席领导的。

鉴于这种情况，冯文彬与胡耀邦商量，提出毛主席一再讲过“有错必纠”嘛，为什么“文革”前的问题不能甄别？胡耀邦明确地说：“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条件下定的，不管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于是得到校临时党委同意后，又另设一个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这个同志1964年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也平反了。

从1977年夏天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党校有步骤地、认真细致地对163个案件和1358人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平反，并作了善后处理。这项工作进行得坚决、迅速和彻底，在全党、全国起了示范作用。

胡耀邦身在党校，放眼全国，为几十年来由我们党负责的冤假错案的彻底平反而奔走呼号。他首先在全国制造舆论。他到党校不久，就动员党校青年教员杨逢春撰写呼吁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杨逢春说：“我不熟悉党的干部政策呀。”胡耀邦告诉他：“我请叶扬、陈中（中央党校的老教师）帮助你。”在胡耀邦的具体指导下，根据他的谈话精神，他们三人经过调查研究和精心撰写，又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同志共同讨论，由他们三人署名、胡耀邦定稿的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于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篇文章，正确分析了全党干部队伍状况，阐明了党的一贯的干部政策，指出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强加于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头上的不实之词和所作的错误结论。文章针对性、现实性极强，充分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此文发表后短短一个月，就收到一万多封感谢和支持信，要求中央切实平反冤假错案。有的信中说：“我们看文章时，全家人哭了一个晚上。我们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这么多年，觉得一下子我们有希望了。《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说明党中央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两个月后，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长。他到任后，与中组部的同志们一起，冲破重重困难，为平反全国的大案要案呕心沥血。他在多次讲话中指出，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坚持原则的问题。一句话，是关系到是不是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问题。

胡耀邦陆续指导中央党校那三位作者，一连又写了五篇文章，反复阐明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对推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作了及时的、有力的引导。

1977年夏天，根据党的十一大的指导思想和文件精神，党中央给刚复校的中央党校一个任务，研究党的第九次、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是研究“文革”中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问题，研究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起草了一个讨论提要，由于起草的同志多年受“左”倾思想禁锢，思想很不解放，这个提要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但仍然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文化大革命”，仍然是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未能跳出十一大政治报告的框框，在刘少奇头上还是给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

胡耀邦对这个“讨论提要”很不满意。12月2日，在校党委专门召开的扩大会上，他说：“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这个不行。”“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有些文件受林彪、‘四人帮’干扰就错了，就是错的嘛！我们搞党史研究工作，对‘文革’这10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不是研究了。”他又说：“这份提要的观点是错误的，分析也是错误的。不敢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文件出发。对文件也不作具体的分析，而是照抄照搬。研究历史，应该有自己的脑袋。”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声音高昂地说：“什么二月逆流，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

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全场哑然。

12月26日，胡耀邦在去掉刘少奇三顶帽子的“提要”稿件上批示：“这份材料发下去，意见分歧，可能发生在对刘少奇的错误这个问题上，不过不要紧，议论纷纷有好处嘛。”

“三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根据胡耀邦的几次指示，由副教育长吴江率领大家重新起草研究提要。经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每次胡耀邦都亲自审阅修改，最后由他定稿。

1978年4月，共4万多字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作为学习党的党史党建课的讨论“提要”，发给全校800多个学员和几百个教职员。全校1000多人各抒己见，严肃而热烈地讨论了10天。“提要”中对“怎样进行研究”作了明确提示：“首先指出了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三条原则：第一，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第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第三，以研究、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基础，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其中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在讨论过程中，有好几个小组的学员质问：“这个‘提要’为什么对刘少奇不写叛徒、内奸、工贼？”有的更严厉地问：“谁给你们权力摘掉刘少奇的三顶帽子！”有的还问：“这个‘提要’为什么不提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但是，大多数学员还是觉得开阔了思路，对“文革”中许多错误做法、错误说法纷纷提出质疑，形成对被十一大重新肯定的“文革”禁区的强有力的冲击（那时还不具备彻底否定“文革”的条件），很重要的是大家对以实践作为检验党内路线斗争是非的标准特别赞成。

这次讨论为不久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准备，而这篇“提要”成为否定“文革”的第一声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