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拨乱反正闯禁区

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无比兴奋，他除了祝贺叶剑英、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之外，还请叶帅的儿子叶选宁转告其父和华国锋关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三点建议。

1977年3月3日，北京春阳艳丽，万物复苏。正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星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汪东兴兼任。

胡耀邦出任党校副校长之前，由华国锋、汪东兴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同时找他谈话。随即，胡耀邦去征求叶剑英和尚未复出的邓小平的意见，然后决定出任这一职务。

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围绕“两个凡是”和“邓小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4月10日，邓小平就“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个观点，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的肯定和支持。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197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胡耀邦来到风景秀丽的颐和园附近的中共中央党校，走马上任。

中共中央党校既藏龙卧虎，又是风口浪尖。胡耀邦来到中央党校，因为十年浩劫而满目疮痍，不仅没有学员，甚至连教师大都在“五七干校”，大部分校舍被部队占据。中央党校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空校。

中央党校在“文革”中经历了大劫大难。所谓的揪“杨家将”和“林家铺子”，把中央党校搞得乌烟瘴气。

“杨家将”指的是杨献珍的部属。杨献珍在1955年4月至1961年2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后来，杨献珍因“合二而一”论遭到批判，在“文革”中杨献珍又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成员被打成“叛徒”。所以，凡是在工作上跟杨献珍有过较多接触的党校干部、教师，都被列为“杨家将”，受到株连。

“林家铺子”原本是茅盾的小说，被夏衍改编成电影而闻名遐迩。在中央党校“林家铺子”却有着特殊的含义：林枫在1963年1月至1966年8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因与彭真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随着彭真在“文革”被打倒，林枫也被打倒。于是，凡是在工作上跟林枫有较多接触的中央党校干部、教师，都被归入“林家铺子”，受到株连。

自从1966年8月林枫被免去中央党校校长之职后，“文革”中中央党校就没有再任命过新的校长。康生一手遮天，左右着中央党校的运动，成了中央党校的“太上皇”。

在康生去世后，则由纪登奎主管中央党校工作。

在“文革”中，中央党校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由于康生拉一派、打一派，支持“红旗派”掌权，使中央党校成了“红旗派”的天下。

胡耀邦踏进党校，只见在冷冷清清的大院里，靠礼堂东南一色的灰砖墙上，贴出一排排大标语，其中一条醒目地写着：“热烈欢迎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反映了中央党校的广大职工对胡耀邦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

胡耀邦带着秘书梁金泉，静悄悄地住进了53楼的一套职工宿舍。

中央党校是中共中央培训中高级干部和直接掌握理论、思想、舆论的重要阵地。在“左”祸为患的20年中一直由康生分管，成为政治上的重灾区。经过20年的折腾，特别是“文革”的破坏，中央党校已是满目疮痍。胡耀邦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接过手来的是一支布满思想伤痕的、人员残缺不全的职工队伍，是一个住满军人和军人家属的大杂院，是一块由造反派掌权的地盘。

可是，当时有人交待：党校现在的领导班子“是康老亲手培养起来的好班子”。在这种情况下，要配齐一个适应教学需要的职工队伍，谈何容易！要从部队收回房子更难，要清除康生、“四人帮”的影响更是难上加难。

胡耀邦刚进党校，各种机器还得照常运转，“五七干校领导小组”还得继续工作。他身边只有一位刚来党校的秘书，要用的人没有，不能用的人又不能不用。他需要从校内挑选一名干部到身边做文字工作，一连提了几个都被造反派头头以种种理由否定了，无奈，胡耀邦只好请几位老干部一起参加讨论，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才定下来。

作为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校长，自己要在党校用一个人都这般困难，遑论其他。难怪当时有人发出疑问：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如此复杂的情况，胡耀邦能担起恢复党校的重任吗？在中央党校这块被不少干部视为险境的地方，杨献珍、王从吾、林枫历任主持全面工作的校长，没有一个人逃脱悲惨的下场，殷鉴不远，胡耀邦就不怕吗？

最使胡耀邦感到棘手的是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他来党校之前的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极力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社论指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斗了半个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正好是1977年中央3月工作会议前夕，是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后。一是正值揭批“四人帮”运动全面展开之时；二是正当全国人民热切期待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之时；三是中央工作会议将对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大事作出规划、安排、调整之时。这篇社论的发表，“两个凡是”的公开提出，使人们自然而然联系到1976年初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毛泽东逝世后，10月4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在这种形势下，胡耀邦重新出来工作，是受命于危难之中，面临种种艰难险阻。

中央党校，决非一所平静的理论学府，而是曾为康生、曹轶欧、江青所操纵的“龙潭虎穴”。

胡耀邦深知这里的艰险。他亲眼目睹康生一伙借着一个普通的哲学命题将以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为首的一大批理论工作者一网打尽；随后康生又借整郭明秋将党校前校长林枫活活整死；“文革”中，康生、曹轶欧翻手为云，履手为雨，亲自指挥党校的“红旗战斗队”对站在他们对立面的“红战团”等组织打了一场“围歼战”。从此，这块曾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兼任过校长的、我们党最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培养高级干部的阵地成为了康生的家天下。

胡耀邦还清楚地看到，正是这块所谓“无产阶级理论阵地”上，康生、江青共同扶植的派头头武葆华组织了一个笔名为“唐晓文”的写作班子，与臭名昭著的“清华、北大批判组”、“初澜”、“汇天”、“罗思鼎”等遥相呼应，炮制了一颗又一颗乱党乱军、批周倒邓的炮弹；还是这块所谓“无产阶级理论阵地”，写作班子为效忠江青，书写了一篇又一篇肉麻吹捧武则天、吕后的文章。“四人帮”倒台后，康生的伪装并没有立即被剥下来，因此，他的心腹，他的势力，当时仍雄踞于中央党校；他的写作班子仍在为推行极左错误、制造新的个人崇拜舞文弄墨，摇旗呐喊。

胡耀邦深知自己迈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旋涡。然而，他义无反顾地跨了进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相信党，相信组织，康生、江青在中央党校的问题“迟早会要解决”；而更重要的是，他要利用党校这块阵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推动中国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