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江青在小靳庄的一场闹剧

江青在小靳庄上演系列闹剧

自“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天津市委领导中的一些人紧紧跟上，特别下力气组织力量研究“儒法斗争史”，鼓吹工农兵要当“评法批儒的主力军”。他们指定南开大学举办儒法斗争史学习班，为工厂企业开办儒法斗争史讲座，目的是“普及儒法斗争历史知识”，“培训批儒评法骨干”。于是，天津站兴师动众，组织工人参加编写、宣讲儒法斗争史，于5月编写出《儒法斗争简史讲稿》。

6月16日，江青得知这一情况喜出望外。时隔一日，她就带上迟群、于会泳等亲信，还有北大清华写作班子（集体笔名“梁效”）等急匆匆来到天津。6月19日晚，江青在天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六一九”讲话，大讲“儒法斗争史”。她不懂装懂，胡拉乱扯，借古讽今，说“两千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她把从秦汉时代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统统歪曲为儒法斗争史，把党史上历次政治思想斗争全部归结为儒法斗争，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诬为“儒家”。同时，江青宣布天津站是她的“点”，她要通过抓这个点，推动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前后十几天的时间里，江青批发有关批林批孔的材料43件，总印数达78万份。

在抓天津站这个“点”的同时，江青还要抓一个农村的“点”。天津市委便向她推荐了市属宝坻县的一个大队——林亭口公社的小靳庄大队。这个大队原为市委一位副书记抓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先进典型。这个村生产不错，尤其是文化活动活跃。

江青要到小靳庄来，当然并不是要抓“农业学大寨”运动，也不是要开展农民文化活动，而是要把小靳庄“抓”成一个农民“评法批儒”的典型。6月22日，江青第一次到小靳庄时就宣布：从现在开始，小靳庄是“我的点”。在1974年6月到1976年8月间，江青先后3次来到小靳庄，并派来她的联络员进驻，派迟群等亲信多次到小靳庄活动。

6月20日，我们4人来到天津时，正是江青发表“六一九”讲话，宣布天津是她抓的“点”之后，又决定去小靳庄抓农村的“点”的前一天。6月21日，工业组两位老大姐马上去了天津站采访，我们两个农村记者则立即赶往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小靳庄大队。

小靳庄大队当时只有101户，582口人，地处宝坻东部黄庄洼边缘，历史上是个多涝灾的穷地方。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作山是个老实厚道的基层干部。几年来，他带领全村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年年冬天挖河泥垫耕地，不断提高地力和抗涝水平，生产节节上升，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偏上水平。

小靳庄大队有个突出特点：群众文化活动比较活跃，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这里地处大洼边缘，土地少又易涝，所以，历史上村民外出讨生活的人不少，西上北京，南下天津，在北京唐山跑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大多数人敢说敢做，尤其是热心文化活动。村里有个评剧戏班子，能演整出的大戏，参加过天津市和宝坻县的文艺会演，还得过奖。村里还有不少人能说会唱，会写诗（其实是编顺口溜），敢于当众登台朗诵、演唱。所以，多年来小靳庄一直是全县闻名的文化活动先进典型。

我们两人于6月21日到达小靳庄，当时正是麦收时节。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已被召到天津，“领受”接待“中央领导”的任务去了。大队长等干部在市、县委派来的干部的帮助下，找来几个能说会道的社员，抄书抄报，准备在评法批儒汇报会上的发言。一般社员们则忙着打扫卫生，修补道路，紧张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村民们朴实善良，只知道江青是伟大领袖的夫人，以对毛主席的一腔真情，准备迎接她的到来。我们走进村来就能感受到一片紧张和兴奋的气氛。

21日下午，江青带领一大帮随从，从天津乘火车到达宝坻，当天就吃住在专车上。傍晚时分，江青要下车去“看看宝坻县城居民”，以展示她的“亲民”形象。她走进城边一处干部家属宿舍院，进了一位干部的家。女主人闻讯忙上前热情地欢迎她，江青也极力表示着“亲热”，拉着那位妇女的手说：“我要好好看看你的家，聊聊家常。”但刚坐下来，就有人凑过来，在她耳边悄悄说，这家女主人可能患有肝炎。江青闻言脸色立时变了，站起身来快步走了出去，连句告别的话都没说，逃也似的回到火车上，再也没下火车。

6月22日上午，江青从专列上下来，换乘汽车前往小靳庄。从县城到小靳庄有25公里的路，其中进小靳庄的几里河堤路为泥土路，夜间一场小雨把河堤土路浇成一片泥泞。一大早，天津市就调来几辆大型推土机，为“首长”开道，硬是把堤顶路面上的一层稀泥全部铲掉，再铺上一层干土，又压了一遍。江青的车队才勉强开进小靳庄。

进村后，江青就要召开社员大会，让农民评法批儒。适逢麦收季节，村里小学放了假，于是，大队就把会场设在村头的小学校里，并派人清扫了所有教室和整个院落。主会场设在一间最大的教室里，江青及主要随行人员就占去了一大半座位。村里除了几名主要干部外，只有几位社员代表进屋参会。天津市和宝坻县来的许多干部只能在院子里旁听。

笔者被安排进了教室，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

“评法批儒汇报会”名义上是由天津市委主持，小靳庄农民唱主角，其实成了江青个人为所欲为、丑恶表演的舞台。一进门，她就高声喊道：“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乡亲们！”引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会议开始后，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报告了大队基本情况，没说几句就被江青打断。她说今天是来听农民评法批儒的，其他的少说。可社员们的“评法批儒”发言，没有一个不被她中途打断，没有一个能按自己准备的内容说到头的。

女社员周福兰发言，批判儒家提倡男尊女卑。可还没容她说上几句，江青就打断她的话，借题发挥起来，“男尊女卑处处存在，我们中央就不合理……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都出来了，一把抓”，叫嚷“这回要改变”，“女的要超过男的”。显然，她说的“这回”，指的是正在筹备的全国四届人大会议关于国家及国务院领导的人事安排，其篡党夺权的野心毕露。

接着，江青攻击的矛头就更直接了，她问周福兰叫什么名字？周答道：“我叫周福兰。”一听这社员姓周，江青就更来了劲，喊道：“是周公的周，还是周礼的周？”周福兰莫名其妙，说：“就是那个周呗！”江青大声喊道：“我要造你的反！”周福兰吓得一哆嗦。江青接着喊：“我不是造你的反，是造你的名字的反。你的名字太封建了。”她要周福兰“马上改掉这个封建的名字”，并随口说道：“你就改成周抵周吧！”随后又改口说，“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从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她的表现来看，江青的这番话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她要“克”的那个“周”是谁。

从这开始，以后每个社员发言时，江青都要先给他们改名字。女社员于瑞芳刚报上姓名，江青就嚷，什么“瑞芳”！去掉那个“瑞”，就叫“于芳”！

女社员王淑贤一说出名字，江青就嚷：“又淑又贤，不行！‘淑贤’两字全去掉，就叫王先！”

男青年王孝歧是个高中生，是市里安排的重点发言人，事先准备了发言稿。可他刚开始念稿子，江青就忍不住了，喊道，什么孝歧！孝谁？孝什么？典型的封建意识！这个名字不行！你以后就叫王灭孔！

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叫李淑凤，江青说，净是什么龙呀凤呀，改！以后就叫李树风！树立新风！

江青不仅给男女社员改名字，连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解学恭也被改了名字。她当着全村人的面对解学恭说：“你那个‘恭’是温良恭俭让的‘恭’，是封建主义的，儒家的思想；要改成工人阶级的‘工’！学工，向工人阶级学习嘛。”后来，一次我看到天津市委写给江青的一份报告，解学恭真的就签上了“解学工”三个字！

这样闹腾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个社员有一个完整的发言，江青就宣布这场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结束，她要去地里参加劳动，与社员一起割小麦。当时正值麦收时节，学校外不远处就有一块麦地，社员们正忙着收割小麦。

江青在一伙人簇拥下来到麦地里， 拿过一把镰刀来要割麦。可她既不会使镰刀，也抓不住麦棵，乱砍几下，一棵麦子也没割下来。其实，她的目的并不是割麦，而是让随行摄影人员照相。老实的大队党支书王作山不解其意，怕她砍到自己的腿脚，忙上去帮她，结果挡住了镜头。江青很不高兴，一把推开他，喊着：“你走开，别尽来帮倒忙！”

当时，在宝坻县有两位全国闻名的下乡、回乡女知识青年，一位叫侯隽，一位叫邢燕子。天津市委和宝坻县委把她们都召来见这位“中央首长”。在麦地里，有人把这两人带到江青面前。江青为了表示对这两人的亲热，说，我早就熟悉你们俩，一直想念着你们呀！然后就从头上摘下一顶白草帽，说，今天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这顶草帽是我1942年从延安撤退，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从延安带出来的。多年来南征北战，一直跟随着我。今天我送给你们俩人作个纪念。

听了这话，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看那顶草帽，虽不知道是不是全新的，但那是一顶很精细的草编织物，颜色雪白，帽顶帽边都十分整齐，一点也没有折皱，更无破损。延安时期是个极为艰苦的年代，会有这样高档精细的草帽吗？即使有，从延安撤退，一路辗转，战火硝烟，至今又经过30余年，还能保持崭新光鲜如此吗？再说，一顶草帽送给两个人，谁来戴呢？演戏，这不是在演戏吗？我忍不住在心里直嘀咕。

赠毕草帽，江青向大队干部要一顶当地农民戴的那种芦苇秸编的“蘑菇帽”，她说她喜欢农民的帽子。其实她是想戴上照相。可接过王作山送来的那顶农民戴过的“蘑菇帽”后，见满是汗渍，便不往头上戴，借口说“太小了，我不能戴”。接着又埋怨起侯隽来，说，你下地来也不戴个草帽？我看你也变成个小官僚了！王作山赶快派人乘车去林亭口供销社买一顶新的“蘑菇帽”。

新的“蘑菇帽”还没买回来，江青已离开麦地，要到场院上“打场”去了。在场上，有人递给她一把翻麦子的木杈，她拿在手里扬了扬，让人照相。照完相，她转身又看见场上正晒着新打下的小麦，便对大队干部说，这麦子多好呀！我要把你们的劳动果实带回去给毛主席尝尝。大队干部和社员们忙去找了干净的布袋，装上10多斤小麦……

江青在场院上转上一圈，就宣布今天的“收麦劳动”结束。她要吃午饭了。

这时，天津宾馆的工作人员早已在小学校里准备好了午餐。面包、菜、饮水和碗筷等用具都是从市里运来的。女服务员一律白衣黑裙，也全是天津宾馆里来的。江青等人在一间教室里摆开餐桌，我们和工作人员便在院里树阴下吃。

午餐之后，江青要午休，说是要到社员家里去“同住”。村里事先已接到通知，早已选定大队会计王启恩家为她的午休之处。王家人口少，房子宽敞，环境也较干净。头一天，县里、大队已派人帮王家来个彻底大扫除。当天上午，天津宾馆的服务员又重新扫过大炕，屋里、屋外、院子全消了毒，炕上铺上宾馆的被褥枕头，服务员还用带来的深色窗帘把王家前后窗户遮个严严实实。王家和前后左右邻居养的所有猫狗和鸡鸭全被捉住送到别处暂管，以免发出叫声惊扰首长午休。江青进去后，王家几口人全走出来在院子里守候。公社和大队干部们午饭也没吃，轮流在王家院门口和房后为江青站岗放哨。这就是江青一个中午的“与农民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