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江青在小靳庄的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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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蔓延。妄图篡党夺权的江青乘机到处煽风点火，在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表演了一出闹剧。当时，笔者作为记者受新华社派遣，随同江青在小靳庄采访，亲眼目睹了她的那场“表演”。

卷进“批林批孔”运动的漩涡

早在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便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的小册子《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随之在全国展开。

江青唯恐天下不乱，竭力利用这场运动大做文章。1974年1月，江青在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的两次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影射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还点名攻击了一批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她叫嚷要批“现在的儒”，说中央有“很大的儒”。同时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的典型，煽动揪斗老干部，批判教育界、文化界的一批人。一时间，全国形势又紧张起来，一些造反派又组织起联络站、上访团，拉山头，打派仗，有些人竟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煽动停工停产，使全国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又遭严重破坏。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8年，全党全国人心思定，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很不得人心。在新华社内部，大多数干部对江青等人的言行极为反感，对“批林批孔”运动采取消极应付、甚至抵制的态度。甚至有些人贴出了大字报，指出批林批孔的方向应当是清查林彪黑线和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的流毒，表达出全社上下的共同心声，在社内引起强烈共鸣。

我当时的思想状况与社内多数同志基本相同，对江青等的言行非常厌恶，对 “批林批孔”运动很不理解，采取应付、躲避的态度。让我高兴的是，这时国内部农村组派我和另一位青年记者到昔阳、大寨“蹲点”，为期一年。春节过后，我们便赶往太行山里的“蹲点”基地。我自以为这样便可以躲过这场运动了，未曾想因为一个极偶然的机会，又被卷进这场运动的漩涡。

在大寨大约“蹲”了近半年时间后，这年6月，我们来到太原新华社山西分社。分社的同志说，与其这样在一个地方死蹲下去，还不如到别处走走看看，开开眼界，也好有一个对比。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建议，6月中旬去了晋东南地区，看了平顺县西沟大队等一些老先进典型。在平顺，我们听说闻名全国的林县“红旗渠”引的就是平顺境内的漳河水。林县属河南省，但与属山西省的平顺县山水相连。我们便向总社国内部农村组请示，要求去林县看看“红旗渠”工程。农村组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并让我们顺便从林县回京休整几天。我俩在参观了“红旗渠”工程之后，于6月19日回到北京。

6月20日上午，我到农村组办公室报到，刚与组里同志们闲聊一会儿，时任国内部农村组组长的谷峰急匆匆地走进办公室，通知我去社总编室报到，说有重要采访任务。原来，总社刚刚接到中央办公厅紧急通知，要求新华社速派熟悉工业及农村的记者各两名，立即赶往天津。总社和国内部研究确定，由国内部工业组派出两位老大姐，而农村组就派了我与另一位青年同志。

这天上午10时许，我们一行四人乘车前往天津。天津市有关人员与我们约定，由一辆黑色的轿车在京津公路津郊某个桥头上等待我们。

双方接上头后，前来迎接我们的天津的同志说，你们的车跟在我们后面走。至于上哪儿去，他没有说，我们也不便问。最后来到天津南郊一处有着很大院落、林木葱茏的招待所里，这时已是午后。接待人员安排我们吃了饭，住下来，嘱咐我们：就在房间里休息，等待，不要外出。

要我们来这里干什么？为啥弄得如此神秘？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一直没人理睬我们。晚饭后，时任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的朱波匆匆赶来，他对我们说，江青几天前来到天津，主要是了解天津站工人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还要去农村听农民批儒评法。她通过中办让新华社派四名记者来，要搞天津工人、农民的批林批孔的报道。

听朱波这一说，我们才全明白了。我心里好不懊恼！唉，这不是自己送上门来，硬往漩涡里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