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江青在小靳庄的一场闹剧

绝不是稿子写得好，而是社领导与记者息息相通

当日下午3时许，江青离开小靳庄。我们经过采访，先写出了小靳庄通过搞文化活动进行评法批儒的内部参考材料发往总社。至于公开报道，一时间却无从下手。江青在小靳庄的活动，从政治方面来看，她影射周恩来，篡党夺权的野心毕露，令人不齿。还有随意给人改名字，说谎话不脸红等等丑恶表演，令人厌恶，哪一方面都没有给人留下美好印象。她那些活动，哪一项是值得报道的呢？想起将要写的报道，我们的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压力，好在上面和总社对公开报道要求得都不那么紧，我们就在小靳庄农民家里住下来，一边了解小靳庄的历史、生产等方面的情况，一边观察着形势的变化，思谋着如何应付公开报道。

一直拖了近一个月，到7月下旬，总社才让我们发有关小靳庄的公开报道，但并未限定报道内容。这时，天津分社也派了两位记者前来住“点”采访，原先我们就熟悉的宝坻县委报道组的老朋友们也来了。我们便一起讨论稿子如何写。我听着大家的发言，其实，经过近一个月的思考，心里已经有了主意：绝不可正面写江青等人到小靳庄的活动！参加讨论的几位，分社记者和宝坻县委通讯干事，都是老朋友，是可以信任的，但我还是不敢直白地说出心里的打算，便尽力往这方面“引”。好在这几个人都不想借此机会讨好江青，所以大家最后形成共识：这篇稿子不写江青在小靳庄的活动，也不正面写小靳庄如何“评法批儒”，就写小靳庄的群众文化活动。自然，文化活动也要上纲上线，要写“兴无灭资”，“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等那样的极“左”口号和假话、大话、空话。但小靳庄的群众文化活动已广泛开展多年，县通讯组曾在报刊上发过报道，不是江青搞的，也不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产物。写群众文化活动尤其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来写，肯定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但比正面写批林批孔、尤其与正面写江青来小靳庄的活动相比，无论如何它在舆论上造成的冲击和影响，肯定会低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主题确定下来之后，大家就一起凑材料，列提纲，最后列出十项文化活动。然后，我们就从社员家里搬出来，住进林亭口镇上一家破旧的小旅馆里，集中精力写作。经过几天的写作和反复修改，最后定名为《小靳庄十件新事》。虽然十项文化活动中，有两条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内容（如第二件新事：培养贫下中农的理论队伍；第三件新事：贫下中农登台讲历史），也有几条比较勉强，经过“拔高”，但十件新事从总体上来看还是以讲农民文化活动的内容为主，报道的影响就有了一定的限制。在那种情势下，能够不正面写江青在小靳庄的活动就是大幸！

稿子写出来后，要先请当地领导审阅，宝坻县委没有什么意见，而当时天津市委驻小靳庄工作组的负责人有些迟疑，问，没有突出写农民批林批孔，行吗？我忙对他说，十项活动全是小靳庄农民的创造，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而且，十项活动中每一项都有批林批孔的内容。是不是就先这样定稿，发回总社让社领导去定夺吧。他听我这样一说，就没有再坚持，说，好，新华社领导是新闻界权威，由他们定吧！

我怕“夜长梦多”，当天便把稿子送到宝坻县委连夜打印出来。第二天是星期日，为了不惊动更多的人，我们带着稿子来到汽车站，悄悄乘长途汽车回到北京，把稿子交到社总编室。

稿子交出后，我的心并不能放下来。穆青对稿子向来以严著称，这篇稿子能通过吗？

当天夜间，穆青处理完例行编务之后，把我们召到总编室谈这篇稿子。往常，在这种时候，我们总是先听他说；可是今天，我感到有必要把江青这次在小靳庄活动的前前后后向他和盘托出，让他先了解真实情况，这样有利他了解我们的报道思路。只要他了解到真实情况，他肯定会支持我们这种写法。如果他不同意这么写，他也一定会有更好的写法。

在我讲述的过程中，穆青吸着烟默默地听着，一句话没说，但脸上的表情慢慢变了。听完之后，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唉！”地一声，长长叹了一口气。虽然没有语言交流，但我从他的面部表情上读懂了他的内心：他对江青在小靳庄丑行的不屑，比我们更强烈，却更深沉，可在我们这些年轻人面前，他不会口无遮拦地表示出来。他把稿子拿到另一间办公室，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后，他出来了，把稿子放在我们面前。我放眼看了看，首页上几乎没有什么改动，不像往常的稿子常被改成个大花脸。

我忙问，这样写行吗？

穆青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恐怕也只能这样了。就写社员的文化活动，不能写别的。‘十件新事’这个题目也不错。”

我听明白了他的话，特别是“不能写别的”这句话的含义。

穆青并没有马上签发这篇稿子，说：“再让穆之看看。你们先等着。”

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将近午夜时分，穆青回来了，一脸笑容，对我们说：“穆之与我们看法一样。他夸你们写得巧，让就这样定稿播发。”

这是我在穆青手下最顺利通过的一篇报道。绝不是稿子写得好，而是因为记者与社领导想到一起了。在新华社这个团队中，在那样特殊的年代里，领导与记者心心相印、气息相通，是十分难得的。在新华社，在朱穆之、穆青这些人的领导下工作，即使是在当时那么复杂的斗争中，我们也没有会被“抛出去”的担忧。在他们面前，我们敢于向他们诉说心底的话，讲真实情况。虽然有些话不便明说，但彼此可以信任、理解，一切皆在不言中。这种信任和默契，至今想来还令人心暖。（摘编自郑州大学出版社新书《师者穆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