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林伯渠的历史交往

林伯渠越来越感到，陈独秀的妥协方针是错误的

1922年8月下旬，根据刚结束的西湖会议精神，李大钊、陈独秀准备拜会孙中山，商谈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事宜，陈独秀还约林伯渠到自己新居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和李大钊见面。“三人已有很久未见了，这次在沪相见格外高兴”。谈到西湖会议情况，李大钊说：“仲甫对孙先生入党方式打手膜有不同看法。我打算向孙先生建议，改进国民党的一些方法，你有什么看法？”

林伯渠赞成说：“孙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提出宣誓和打手膜……现在时过境迁，倘若向孙先生提出改进国民党，这一点都不愿改进，怎么改进一个党呢？”陈独秀说道：“从上次马林和孙先生谈话看，孙先生虽然赞同马林建议，但并未采取具体步骤。这次请守常去谈，孙先生态度会怎样呢？”林伯渠立即说：“现在和孙先生谈两党合作是最佳时机。孙先生离粤赴沪时说，今日中国之外交，以国土邻接，关系密切言之，则莫如苏维埃俄罗斯。”

和陈独秀、李大钊交谈后，林伯渠直接去了孙中山寓所。孙中山听林伯渠说共产党领袖李大钊、陈独秀想要见他，商讨加入国民党问题，高兴地说：“好呀，你去安排一下时间，我随时欢迎他们来。”此后，林伯渠便多次参加孙中山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会谈。据记载，当时孙中山急于寻找新的同盟军，“每次谈话畅谈不倦，几达忘食地步”。稍后，孙中山接受了陈独秀代表共产党提出的意见，取消了打手膜等仪式，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便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加入国民党后，陈独秀对林伯渠开玩笑道：“我和守常介绍你入共产党，现在是你把我们介绍到国民党里来了。”林伯渠也笑了，说：“我加入共产党是秘密的，你们加入国民党是公开的，怕大不同呢。”

1923年，陈炯明部被滇、桂、粤联军击败，余部盘踞惠州、潮汕、梅县一带。2月下旬，孙中山在陈炯明兵败后抵达广州就任大元帅，林伯渠也到了广州。这期间，陈独秀参加完共产国际四大后，亦将中央机关由北京迁到广州。1月23日，陈独秀还被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为参议。林伯渠由于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得力，在1924年1月广州国民党“一大”上，更是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被孙中山指定为第一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

然不久即发生了中山舰事件，1926年4月1日，蒋介石借口要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主要内容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委员数额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等。

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柳亚子等都投票反对这一别有用心的提案，但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他们派张国焘等到广州指导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张国焘到达广州后，强使林伯渠等共产党员接受这个提案，使《整理党务决议案》得以顺利通过。蒋介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手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当时任国民党部长的共产党员仅有组织部长谭平山、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伯渠。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林伯渠、毛泽东、谭平山三人无奈提出辞呈，5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会议照准。据《陈独秀与中国名人》一书记载，在上海的陈独秀还就此写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说：“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

“林伯渠对陈独秀、张国焘等人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使左派受挫，一想起来就感到痛心。此时见蒋介石阴谋得逞，林伯渠心中又蒙上了一层阴影。陈独秀知道党内多数同志愤愤不平，提出了‘包而不办，退而不出’八字政策”。在此形势下，林伯渠到程潜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六军由警卫军、建国赣军、攻鄂军、湘军第五师以及收降的洪兆麟叛军残部改编而成，战斗力薄弱。林伯渠到任后，纠正队伍中的混乱思想，便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同时，他还在军中发展共产党员和团员，并挑选党员团员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担任政治工作，使得六军战斗力迅速提高。

林伯渠很早就主张共产党要掌握军队，在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时，还曾建议中共广东省委多建几个师，但陈独秀当时却认为北伐时机不成熟，在其影响下，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主持军委工作的同志反斥责林伯渠有军阀思想，将林伯渠的正确主张予以否定，结果北伐时第六军兵力仅有3000余人。

1926年7月，北伐军正式出师，林伯渠随第六军行动。次年3月24日，在第二军配合下，第六军攻下南京。此时谭延闿按照汪精卫、唐生智等人的旨意，在一块绸布上写下密令派人交给程潜，要他在南京截留逮捕蒋介石，林伯渠直接参与了武汉方面打算逮捕蒋介石的谋划，并亲往南京与程潜进行接洽，但程潜并未同意。4月3日，程潜察知蒋将发难，遂假调和之名，离开南京急赴汉口报告。蒋介石下令第二、六两军离开南京，程潜令他们不要过江，不幸电报被蒋截获。4日，蒋介石所部第七、十、三十七、四十等军预先埋伏，包围监视，在南京的第六军第十九师陷入重围，被蒋介石解除武装。28日，蒋介石在南京借口驱逐共产党，解除了第六军剩余部队的武装，然后将其遣散改编。

5月中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命程潜恢复第六军。军长程潜遂在湖北武汉收容旧部。六军成立后，27日晚上，林伯渠邀请陈独秀到汉口紫阳里52号寓所商谈有关事宜。

“许克祥在湖南杀的都是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现在形势更加严重，你要有准备。”林伯渠忧虑地说。眼看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武汉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陈独秀也知道形势很坏，不久前已搬出中央机关61号，和秘书隐居起来。他接过林伯渠递来的香烟，停了半晌没有擦火柴，问道：“你对和森提出的‘两湖决议案’怎么看？”（在“两湖决议案”中，蔡和森认为解决许克祥，要靠农民群众自己，提出发展农民军队5万以上，甚至提出推翻代表土豪劣绅的国民党中央。）犹豫了一下，林伯渠点头说：“共产党目前很困难，要反蒋就少不了武装。蒋介石解散第六军，我和程潜都感到有责任，这是一个大教训。和森的发展军队计划，我在去年北伐前就提过建议。”

提到程潜，陈独秀眼睛一亮，问：“如果把第六军培养成中央工农军，程潜会同意吗？”“这事怕要你当面和程潜谈。”林伯渠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当时他虽然与程潜私交甚笃，而且林伯渠的三弟林祖烈即是程潜的女婿，两人属姻亲关系，但改变军队性质，非同小可，程潜是什么态度，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1927年6月的一天，在林伯渠家中，陈独秀再次提到上次谈到的话题，说：“能不能约程潜谈谈？”当时形势已异常紧张，汪精卫反共意图日益明显，林伯渠也感到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便说：“好，我请李世璋找一个僻静地方，然后再约你。”李世璋是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他在1925年北京孙中山先生追悼会上与林伯渠相识，1926年组建第六军时，为政治部秘书，重组第六军后，任军政治部代主任。

几人见面后，程潜提出先听陈独秀的想法，陈独秀遂说：“如将六军培养成工农军，须将六军中下层干部送海参崴培训。”程潜踌躇了一下，转身问林伯渠：“你的意见呢？”林伯渠早有准备，遂回答说：“做政治工作的人比较适合。”程潜说：“那就让李世璋去。”不幸的是，这个方案最后因汪精卫分共，陈独秀被免职而未能实施。更为遗憾的是，这次会见竟成林陈两人的永别，“此后林伯渠参加南昌起义，陈独秀隐居上海，两人再未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