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独秀李大钊介绍下，林伯渠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0年夏，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于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寓所）开会，确定要成立中国共产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起草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由此，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遂正式宣告成立。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召开会议“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正是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历史机缘，促使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的林伯渠，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前往陈独秀寓所表达入党的意愿，并与陈独秀相识，以此为发端，两人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倾心交往。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安福（今常德临澧）县。1902年，受思想开明的父亲的影响，林伯渠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翌年赴日本公费留学，1905年8月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6年，林伯渠回国后，预谋联络各地志士反清。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后，林伯渠在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失败后遭袁世凯通缉，被迫逃往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受到孙中山的赏识。稍后护国战争爆发，林伯渠任湖南总司令部参议。1918年3月，长沙复为北洋政府攻占，林伯渠等被迫撤回广州，并于1920年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此时陈独秀已是革命志士中的传奇人物，是当时进步青年心中的偶像。见到陈独秀时，林伯渠很是兴奋。经过交谈，陈独秀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鞭辟入里的分析，都让林伯渠深为叹服。而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对封建三纲五常旧礼教异常痛恨的林伯渠，也给同样誓与封建礼教相决裂的民主革命斗士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对于孙中山的追随者，陈独秀在日本即有一种成见，他曾经说过：“同盟会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我很佩服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但其他人我就不好说了。像汪精卫，纯属全躯保妻之徒。”故而，虽然林伯渠有着李大钊的推荐信，陈独秀还是对他进行了一番试探，让其谈谈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革命形势的看法。
林伯渠从辛亥革命果实被篡夺，讲到二次革命的失败；从护国护法运动的受挫，讲到五四运动的探索，他说：“我常常苦恼，从同盟会成立到民国成立后10年中，我们受了这么多的挫折，流了这么多的血，政局澄清总是遥遥无期。从守常（即李大钊，笔者注）寄来的杂志中，我得到启示，欧美式议会政治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俄国十月革命能够成功，主要是靠无产阶级。……要革命，依靠军阀打军阀行不通，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拯救中国。”
林伯渠此番话语彻底打消了陈独秀的疑虑，他当即答应了林伯渠的入党要求，并说道：“我们的组织刚刚成立，特别需要发展好的党员，你是孙先生身边多年的同志，能加入我们的共产党，这说明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于是，在陈独秀与李大钊的介绍下，林伯渠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1922年4月底，陈独秀、达林、张国焘、蔡和森赶到广州，参加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团中央一大。此前孙中山在广州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林伯渠也回到广州工作。陈独秀遂建议林伯渠兼一点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工作，林伯渠便担任了广东青年团财政部审计股股长。开干部会时，陈独秀请林伯渠也来参加。在向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介绍林伯渠时，陈独秀还说：“祖涵是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他的意见有特别的意义。”
自陈独秀离开广州回上海任中央局书记后，林伯渠与他已有半年未见面。此番见面后，两人甚为兴奋。问了一些个人私事后，陈独秀谈及马林与孙中山的谈话。当时“马林、张太雷到桂林住了9天，与孙中山见了几次面，都是林伯渠约见的”，林伯渠遂说道：“马林对孙先生评价很高，称他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但他对孙先生目前的方法不赞同。……马林给孙先生提出一个建议，说你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有纪律的、由各革命阶级各阶层联合的党。”
在此之前，随着广州中华民国政府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作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的陈炯明与大总统孙中山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矛盾趋于尖锐。
思绪及此，陈独秀又问道：“现在陈炯明与孙先生已公开对抗，你怎么看？”林伯渠倾向孙中山的态度很坚决，遂说道：“以我之见，孙先生反军阀是坚决的，陈炯明拥兵自重，是不能与孙先生相提并论的。”陈独秀表示赞成，问：“孙先生能否和劳动大会代表见面？”“我把仲甫的意见告诉孙先生，因为是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我想孙先生会来的。他来了讲些什么呢？”“要讲的话很多，赵恒惕是湖南省长，他杀害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孙总统应该有个表态。此外，他也可以对劳动大会的代表提出希望。”陈独秀解释说。
不久，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陈独秀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劳动节由来与意义》的演讲。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在林伯渠的积极努力下，孙中山在大会召开的第二天，接见了大会代表，并作简短讲话。
会议期间，陈炯明托秘书黄居素到广州，请陈独秀去惠州谈谈，陈独秀于是连夜乘船到达惠州。在去陈炯明司令部的路上，只见哨卡林立，除了来来往往的军人，没有其他行人。到达司令部后，陈独秀看到陈炯明的桌上摆满了军用电话，墙上挂着一张张军事地图，便对陈炯明说：“司令军务在身，我们不便久留，明天即回广州。”回到广州后，陈独秀对林伯渠说：“陈炯明难以与孙先生弥合，粤军警备森严，久之怕有兵变。”林伯渠点点头，忧虑地说：“孙总统也有此担心，（陈炯明）已成心腹之患。”
果不其然，在陈独秀从惠州返回广州后不久，孙中山即于1922年6月12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不点名地指责陈炯明“反对北伐”，而陈炯明亦于6月14日拘捕财政次长廖仲恺，两人矛盾开始公开化。两天后，陈炯明的部属叶举率“陈家军”主力回师广东，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企图杀害孙中山。当时总统府卫士仅61人，拼命掩护孙中山与宋庆龄脱险，但总统府与粤秀楼被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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