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林伯渠的历史交往

历史的遗憾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与尹宽、彭述之等“陈独秀派”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自任总书记。1931年5月1日，陈独秀等人又于上海召开中国托派组织大联合的“统一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后出任“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总书记，自此正式走向了林伯渠等中共党人的对立面。

然“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成立还不到三个星期，便遭受致命打击：由于叛徒告密，委员会成员悉数被捕。

经历几年牢狱生活后，1937年8月23日，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争，蒋介石释放了一大批政治犯，面色苍白的陈独秀亦带着一丝矜持的微笑，神态自若地步出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出狱后，陈独秀曾想去延安，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陈独秀还亲自写了一封信，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罗汉转给中共中央。罗汉持中共办事处开的介绍信和供给的旅费，于9月2日到达西安，见到了时任八路军驻陕西办事处党代表的林伯渠。

见到林伯渠后，罗汉将他和陈独秀组织托派，及陈独秀出狱后想回延安的事说了一遍。提到陈独秀，林伯渠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说：“和仲甫一晃有十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过比别人不同的地位。”说到这里，林伯渠皱了皱眉头，说：“只是仲甫脾气太倔。”罗汉听后问：“依林主席看，陈先生想回延安，能让他去么？”“仲甫能否回延安，关键在他自己，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罗汉知道，林伯渠讲“某些成见”，是讲他们的托派活动，遂吞吞吐吐地说：“仲甫与党中央有过争论，我担心延安不让他回去。”

林伯渠摇了摇头，说：“仲甫曾经站在时代前头，我希望他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沉思了一下，林伯渠说：“此事非同一般，须党中央拿意见，我即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中央，你稍住几天。”林伯渠给延安拍电报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罗汉后来曾回忆说：“与伯渠兄详谈。伯渠当即电询延安方面，是否需我前往。随得复电相招。但彼时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一时无法前往”，于是改由“经过电台解决”。

收到林伯渠电报后，毛泽东等人经过慎重商讨，于9月10日以“洛甫、毛泽东”名义签发致林伯渠《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

伯渠：

话告罗汉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

（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系，而且竭诚欢迎你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且条件实现之后以再行考虑。

洛、毛

当天，林伯渠收到电文后即出示于罗汉。罗汉看过中共中央的电报，心情很沉重，说：“陈独秀的脾气和为人我是深知的，叫他悔过，十分困难。”林伯渠也知道陈独秀脾气与秉性，但他还是希望陈独秀能回心转意，回到党内，遂建议罗汉劝劝陈独秀，说：“仲甫要回延安，须先实现这三个条件，你再多做做工作。”稍后，罗汉在武汉双柏庙后街26号找到了陈独秀，“他把自己和林伯渠的谈话及前前后后的事说了一遍”。果不其然，林伯渠等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陈独秀在听完罗汉所述后，愤然说道，“我愿意写声明，但不愿意写书面检讨。”

然说归说，在周恩来等人的劝说下，陈独秀与党的关系一度又有所缓和，让林伯渠甚为欣慰。不料，12月9日至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苏联归国的王明却用“汉奸”、“托匪”、“杀人犯”等词来攻击托派，并指责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翌年1月28日、2月8日，康生秉承王明的旨意，于《解放》周报第一卷第二十九、三十期发表其撰写的一篇长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公开污蔑陈独秀为日本间谍、汉奸。

康文发表后不久，一时间舆论哗然，各界反应强烈。

3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叶剑英、博古、董必武三人联名的公开信，简单地叙述了他们在南京接见罗汉，并为托派与中共合作抗日问题，“嘱罗汉赴陕”。这件事无形中证明所谓间谍、汉奸之说，纯属诬蔑不实之词，因为共产党人绝不会资助一名汉奸去陕西商谈合作抗日问题。然而，在信的末尾仍然指责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及反对托派汉奸行为。稍后此事虽然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斡旋下渐渐平息，但林伯渠为争取陈独秀回到党内的努力付诸东流。陈独秀与林伯渠并肩战斗的机会，也永远地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