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维稳总参谋部
1966年夏，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动荡中，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李天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坚持完成自己分管的国土防卫、战备工作和军事援外任务，努力保持总参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和部队稳定。
为时，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停职和隔离审查，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总参党委和日常工作主要由李天佑主持。周恩来和几位老帅多次语重心长地嘱咐李天佑：总参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准成立群众组织；要保持稳定，不能乱。
八九月份，李天佑在总参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要贯彻周恩来和老帅们的指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原则，努力保持总参机关稳定和安全。
10月5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总参所属院校的“造反派”涌入北京，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冲击总参机关。李天佑看到一些领导干部无端地受冲击、被打倒，感到很痛心。他仗义执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保护干部。他听说总参二部有位副部长被扣留，还要揪到南京某学院批斗，便立即赶到火车站劝说放人；他还特意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去电话，请他们协助做好“造反派”的工作。总参二部有位大革命时期入党，早年从事地下工作的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一张小报上有人诬陷其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江青、康生得知后批示：这个人为什么还不逮捕？此件送给李天佑看后，他觉得仅凭一张小报，不经调查核实就抓起来，这样对待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未免轻率。经过反复思考，他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当即批示，将这位部长监护起来，由总参调查处理。后经总参专案组外调查证，否定了小报对这位部长的诬陷之词。
1967年年初，一些人冲进防化兵部大院，抢防化兵部印章，实行“夺权”，并在院内、楼内构筑工事，准备武斗。李天佑和王新亭派人去做工作，要他们撤出大院，遭到拒绝。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派部队保护。李天佑遂派作战部副部长率领部队进驻防化兵部大院，维护纪律，进行宣传教育。经过细做工作，终将他们劝出大院。
总参三部担负着繁重的战备值班任务，但在中央文革小组某些人的唆使下，却成了总参机关最先乱的单位。该部下属院校的学生和工厂的部分工人纷纷冲击部机关，围攻、揪走部领导，擅自冲击机要区，甚至在机关大院中搭起帐篷，安营扎寨。鉴于三部的特殊地位，中央军委曾专门发布关于三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指示，要求该部所属单位暂停“四大”，但“造反派”不听。三部5位局领导忧虑不安，相约向李天佑反映情况，讲到激动处都流下了眼泪。李天佑除了及时向中央军委反映情况外，还约王新亭召集三部处以上干部到京西宾馆开会，激励他们坚守工作岗位。1月9日，中央军委再次发布《关于三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而稳定了这个部的局势。
社会上掀起武斗时，李天佑认为应加强部队武器装备管理，严防流失、被盗。他主持有关部门迅速提出加强枪支弹药管理的意见并以总参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加强对枪支弹药的管理。
二三月间，军内外的一些“造反派”团体用抢来的通信装备私设电台，进行非法联络，指挥武斗，有的还私设广播电台，用明码发报、明语联络，广播国内情况，造成严重泄密事件。时任中央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主任的李天佑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与副主任、通信兵部主任江文研究处理办法，利用总参有向中共中央主席直接呈批电报的条件，采取发报的办法，直接报告了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就批准照办，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命令形式发布全国。军内外“造反派”组织非法私设的电台被全部没收，其头头也被依法处理。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李天佑坚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干部。他把保护总参二级部的部、局领导干部作为工作重点，力求使他们安全在位，发挥职能，以保持总参机关稳定，确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任务的完成。3月，在总参召开的专案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参加专案组的总参政治部正、副主任要坚持原则，把对一些干部没能搞清楚的问题，通过过细的调查研究，把问题搞清楚，以便更好地保护干部和使用干部。与此同时，李天佑反对大搞株连的做法，对被审查干部的子女、亲属想方设法给予关照和保护，指示有关部门，妥善安排他们的吃、住问题，凡能安排到总参直属“五七”干部学校的，都要力所能及地给予安置和保护。
李天佑还多次受周恩来派遣，到内蒙古等地制止武斗和解决问题。4月下旬的一天，李天佑参加周恩来召开的一个紧急会议。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内蒙古军区把当地的“造反派”围在一座楼里，断水断粮，情况十分危急，要求立即派人解救。会上，周恩来决定，由李天佑和内蒙古军区政治委员吴涛为领导组成“中央赴内蒙古工作组”，迅速赶赴内蒙古进行调查处理，恢复了当地的正常秩序。
面对众多领导干部被揪斗或靠边，许多工作陷入瘫痪，而在中国周边，侵略越南的美军飞机不断侵犯中国的领空领海，苏联陈兵中国北部边境，台湾国民党军要进犯大陆的情况，周恩来一再指示总参作战部：要提高警惕，专心致志掌握好境内外情况，加强戒备，一定不能出问题。作为兼任作战部党委书记的李天佑，深知担子的分量。他牢记周恩来的指示，日以继夜地听取各方面的信息，密切注视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周边国家的军事活动，警惕地分析敌对势力的企图，同时对全军的战略部署和兵力布局进行反复思考。五六月份，他与作战部研究，感到京津地区兵力薄弱，一旦境外敌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混乱，用空降部队对京津地区实施突然袭击，将立即危及首都和中央的安全。他组织作战部随即写报告，建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外地调一支战斗力强的部队加强京津地区的防卫。这个报告很快得到总参党委同意，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李天佑经过深思熟虑，又对全军兵力部署、战略预备队配置和两个大单位接合部兵力设置等问题写出报告。对李天佑这些事关战略全局的建议，总参党委、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都十分赞成，认为有利于改善国家的兵力部署和战略格局，予以采纳。在他主持交通战备小组工作时，曾多次参与研究开辟和修复与周边国家相邻的铁路和公路问题，改善了中国边境地区的交通状况，为加强战备创造了条件。
“文化大革命”使各种正常秩序遭到破坏，李天佑经常连续几天工作得不到休息。繁重的工作任务，复杂多变的情况，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的肾病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医生多次安排他住院治疗，他总以工作离不开而推辞，即使勉强住进医院，仍是经常在病房找人谈话，商谈工作，处理公务，或是白天出去开会，晚上回到医院，每天工作达12小时以上。肾病引发了他的腰痛和浮肿，在无法坐着开会、办公时，他就躺在办公室的活动床上处理工作。
9月14日，周恩来指示：我们的无线电技术太落后了，能不能都用半导体？为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李天佑忍着病痛与王新亭和副总参谋长温玉成一起召集通信兵部和第四机械工业部有关领导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师以下部队半导体轻型通信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情况的汇报。11月28日至12月6日，通信兵部和第四机械工业部联合召开了师以下部队通信装备半导体化轻型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52个厂家、有关研究院所和有关军区的负责人。会议研究确定，首先将已研制出的十几种野战通信装备和配套设备逐步投入批量生产，对尚存在问题的几种机器，争取尽快过技术关。在李天佑等关注下，经过各方面一年多的努力，新产品陆续装备部队。
1969年1月，李天佑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4月，李天佑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4月28日，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委成员名单，李天佑任中央军委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李天佑竭尽全力地做工作，但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他的一些良好愿望往往不能实现；迫于形势和压力，也曾违心地说过一些错话。为此，他时常忧心忡忡，曾写诗表达当时悲愤郁闷的心境。
1970年1月中旬，李天佑接到离职休息的命令，但在移交工作过程中，仍坚持召开会议，传达周恩来关于援外工作的指示，并提出了如何贯彻落实的意见。7月底，他接到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请柬，因身体状况较差，医务人员劝他不要出席。他听说一些刚被“解放”的老干部要参加，坚持抱病出席，为这些同志的复出感到欣慰。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9月上旬，已陷于病危中的他多次对医务人员说：“我不行了，不要再用贵重的药，浪费国家资财！”9月27日，李天佑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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