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钢板的“大人物”邓中夏

被迫离开洪湖苏区领导岗位

1930年7月，邓中夏告别妻子李惠馨（夏明）与爱子，结束了莫斯科两年的斗争生活，回到祖国。

邓中夏从苏联回国后，于1930年8月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上海。9月初，中央派他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委。

邓中夏到达洪湖前，党中央派柳克明为中央军部特派员，到湘鄂西苏区推行“立三路线”，提出了“争取革命首先在湖北胜利”和集中红军，实现二、六军会师，进攻荆州、沙市，然后进攻武汉等冒险主义的主张。在进攻监利、沙市时，部队伤亡很大，士气低落，二军和六军两军之间相互埋怨，特别是上层领导意见很深。在这危急关头，邓中夏同志到达洪湖苏区。他认为部队进攻监利和沙市受挫后，不宜再向武汉进军。9月20日，他主持召开前委军事会议，集中大家的正确意见，决定首先集中全军力量攻下监利城。22日解放了监利城，全军士气大振。

解放监利后，按原计划本应渡江南下，配合一、三军团进攻长沙。这时，上级派来的汤慕禹等同志告知红一方面军已退出长沙，中央要红二军团停渡待命。邓中夏随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让红二军团在等待中央命令的同时，先收复沔阳等地，以扩大苏区和解决红军给养。10月初，红二军、红六军分别占领了沔阳县城和仁里口、张家沟、尤据、彭家场等地。接着，红二军和红六军又联合攻下敌人在汉水南岸的重要据点仙桃镇，从占领沔阳到攻下仙桃镇，前后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不但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而且扩大了苏区和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影响。10月中旬，红二军团接到上级下达的进攻岳州的命令，便于下旬离开洪湖根据地，渡江南征。一开始，在苏区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二军连克南县、华容、公安三县及津市、石门、临澧等城市，重创敌军李觉、李国钧等部，歼灭敌军万余人。红二军团在江南的胜利，使湖南、湖北、四川的国民党军政头目非常震惊，何键抽调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前来与我军决战，在杨林寺对我军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使红六军遭到重大损失，红二军团全军被迫北撤，退往湘鄂边的五峰、鹤峰地区。总结了经验教训后，邓中夏决心把五峰、鹤峰等地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但是，邓中夏的战略计划却遭到王明“左”倾中央的刁难和指责。

由于王明在莫斯科时，对邓中夏就恨之入骨，1931年1月王明等人掌握党中央大权后，2月就以政治局名义通过了《关于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除重复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决议的老调，说瞿秋白、邓中夏在莫斯科犯了支持中大派别斗争、反共产国际的错误外，还指责他们回国后没有认错改错的表现，因而不能重用。还说邓中夏被“派往湘鄂西苏区负重要工作”，对此，“伍豪（周恩来）同志要负相当的责任”。

3月10日，王明一伙又以党中央名义致函湘鄂西特委，除指责邓中夏执行了“立三路线”外，又硬说他执行了“富农路线”，并犯了带领红二军团“上山逃跑”的错误。同时，他们以党中央的名义，派夏曦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湘鄂西苏区，取代邓中夏在苏区所担任的领导职务。

夏曦到湘鄂西苏区后，打着“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幌子，全盘否定湘鄂西党和红军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叫嚷要把党、红军和苏维埃工作“转变”到所谓“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上来”，并根据王明“左”倾路线中央的指示，先后以湘鄂西特委和中央分局的名义，命令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并责成该部立即离开湘鄂边，撤回洪湖。

1931年3月，王明一伙控制的党中央还作出“撤销中夏同志各种职务”的决定。只是部队不断流动，交通阻隔，这一决定未能及时送达红二军团，因此在红二军团改组为红三军时，邓中夏仍担任政委兼前委书记，但他的处境已十分困难。1931年4月初，邓中夏和贺龙率领红三军，告别了湘鄂边根据地的人民，回师洪湖苏区，开始了“斩关夺隘、撞县冲州”的长途行军。

1931年8月，夏曦贯彻王明为首的中央指示，以湘鄂西省委及省军委名义作出决定，派省军委常委万涛协同段德昌率领红九师北上，与红三军主力会师，并“责成万涛转变三军政治路线，充任三军政委”。

同年9月28日，邓中夏、贺龙率领红三军主力，在荆门的刘猴集与红九师会合。当晚，红三军前委在刘猴集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万涛等人作报告，传达了党中央和湘鄂西分局、湘鄂西省委、省军委所作出的旨在诬陷和打击邓中夏的一系列决定，宣读了党中央《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给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宣布撤销邓中夏的一切领导职务，改组红三军前委，由万涛任红三军政委兼前委书记。为了进一步打击邓中夏，夏曦竟于1931年12月9日，又以湘鄂西省委名义，通过了一项《对邓中夏同志的决议》，给邓中夏“严重警告”处分，并“请求中央讨论他的党籍问题”。同时决定派人将邓中夏送往党中央听候处理。

1931年12月的一个清晨，邓中夏在一个姓余的交通员带领下，在周老嘴南头的小河边，登上一只去上海的小船，默默地离开了他英勇战斗过的洪湖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