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钢板的“大人物”邓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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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曾领导过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在中共二大上就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八七会议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0年7月回国，到湘鄂西根据地工作。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打击后，邓中夏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在沪东区委宣传部油印小报，面对如此逆境，他依然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在邓中夏烈士殉难80周年之际，特写此文，以志纪念。

仗义执言与王明结怨

1928年春，邓中夏奉命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四大”和中共六大，在中共六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后，他与瞿秋白、张国焘、王若飞、余飞等人留在莫斯科，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瞿秋白为团长，邓中夏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代表团与王明结怨，还得从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江浙同乡会”冤案说起。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为培训国共两党干部开办的学校。1925年成立后，中国各地就着手选拔第一批学生去苏联。张闻天（洛甫）、王稼祥、乌兰夫、左权、蒋经国、李宗义（李宗仁弟）、叶南（叶楚伧子）等都是第一批学生。

陈绍禹（王明）当时是武昌商科大学学生，于1925年11月底进入中山大学。在学校，他结交了副校长米夫（1927年接任校长），成为其亲信。1927年2月，王明随米夫回国，随后列席了中共五大，1927年8月回到莫斯科，王明作为中山大学首届毕业学生，被留在学校工作，担任翻译和联共党史课教员，后来又做共产国际东方部翻译。1928年，米夫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王明成了“中大”的秘书，米夫的“全权代表”。

1928年，王明等人一口咬定校内存在着一个反党集团，这个反党集团就是“江浙同乡会”，必须坚决清除。米夫则在幕后指使，企图通过反对所谓“江浙同乡会”来打击那些反对米夫、王明一伙的人。

当时中共六大正在筹备期间，王明对向忠发谎报情况，声称有人在中大组织了“反革命”的“江浙同乡会”，米夫又怂恿向忠发动员旅苏中国留学生反对“江浙同乡会”。向忠发不作任何调查，就根据米夫、王明编造的虚假材料，赶到中山大学，作了一个措辞严厉的报告，他断言：“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他们有中央的组织，也有各地支部的组织。他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他提出必须采取坚决镇压措施。

向忠发作过报告后，中大校方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处罚手段，在有“格别乌”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决定开除12名中国学员的党籍、团籍，逮捕其中4人，一批学生受株连。

但是，一些被诬告或被牵连的学生仍然不顾重重压力，向联共（中央）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申诉，要求调查事实真相，澄清是非。他们的合理要求，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大力支持。

开始，瞿秋白派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遭到校方的竭力阻挠。米夫、王明以及他们控制的支部局不许中共代表团过问校内中国学生的事。后来，瞿秋白亲自到中山大学去调查，他召见了10多位受指责的学生询问，他们一致否定向忠发等人的无端指责，并揭发所有这些造谣和诬陷，都是米夫和王明一手策划的阴谋。这些学生还据实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中共代表团。

经过反复调查，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928年8月15日写信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明确表示对苏联当局处理“江浙同乡会”有不同意见。同时，代表团又根据掌握的证据材料，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关于存在“江浙同乡会”的说法证据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监委、联共中央监委和中共代表团三方又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开会审理所谓的“江浙同乡会”案件。这个联合审查委员会经过调查，最后也否认存在“江浙同乡会”组织，认为“只是部分同学的感情结合，不过这种感情的结合发展下去对党的团结是不利的。”这个结论虽然对被诬指为“江浙同乡会”的人有一定的批评，但终究给他们摘去了“反党组织”和“反革命组织”的帽子。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使米夫、王明一伙的阴谋遭到失败，陷于难堪的地位。因此，他们对瞿秋白、邓中夏等人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不择手段地污蔑攻击，蓄意破坏中共代表团的威信。

为了打垮中共代表团，米夫、王明一伙利用1929年苏共全面清党的时机，对代表团发动进攻。他们诬称瞿秋白、邓中夏是“工人反对派”和“第二条路线联盟”的支持者，“犯了机会主义的罪行”，对代表团搞突然袭击。

这一情况引起了联共（布）中央的注意，派出中央委员吉尔萨诺娃到中山大学进行调查，米夫通过上层关系对调查者施加了压力，结果，吉尔萨诺娃拿出了一个报告，称中山大学“支部局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二条路线联盟基本上反党的”，因此，瞿秋白、邓中夏等人自然就成了“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联共中央作出上述结论后，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也于1930年春通过了《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以严厉的措辞谴责中共代表团对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

这两个文件使代表团完全处于受指责受批判的地位。1930年春，共产国际将上述决议通知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派代表前往莫斯科改组了中共代表团，命瞿秋白、邓中夏随时准备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