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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周恩来生命中的若干“最后一次”

春 紫

2014年01月20日09:1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仍坚持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并代表党中央致悼词。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

1975年6月9日,是贺龙元帅含冤逝世6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中央军委等单位准备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一个小型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这是6月6日王洪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

贺龙的长女贺捷生在6月7日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对这种做法“百思而不可解”。看到贺捷生愤林彪之流飞扬跋扈祸国殃民迫害忠良、慨不为贺龙举行公祭及所致后果的来信,周恩来立刻给毛泽东写信说:“……始知纪念会照开,无悼词,不登报。”“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看得出,周恩来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以便修改政治局原定方案。

当天,毛泽东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周恩来托人转告贺捷生,要她顾全大局,一定参加她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贺捷生表示:听总理的话。

接到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决定: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准备悼词,他自己亲自参加这个仪式。

6月9日下午,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沉痛和肃穆的凝重气氛中举行。当年出席仪式的徐向前回忆说:“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他签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总理在这个场合流露的感情,包含着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造成严重后果的深深的愤慨。”

在去八宝山前,周恩来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邓颖超觉察到后,打电话给贺龙夫人薛明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当在八宝山的休息室里见到薛明和她的子女时,周恩来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了。

薛明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六月九日下午四点,我和孩子们提前到了八宝山。在休息室里,好多老同志进来一个一个和我握手。正在这个时候,我听见外面有人叫:‘薛明,薛明啊!’接着,门被推开了,总理走进来。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我急忙迎上去说:‘我在这儿。’总理拉住我的手,又扶着我的肩头,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贺龙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呀……’他说着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太难过了……’我替他抹去流下的泪水。他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啊!’这时,我女儿(晓明)看到情况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了就劝道:‘周伯伯,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啊!’总理听了抬起头,缓缓地说:‘晓明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个时候,我终于控制不住了,在场所有的人也都忍不住了,一屋子的人全都‘呜呜’地哭起来。”

伴随着低回的哀乐,周恩来走进安放仪式会场,在贺龙遗像前深深地鞠了7个躬。之后,他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1975年7月11日,专门脱了病号服换上平常衣,盼来了数十年与自己出生入死、肝胆相照的朱德,两位老战友最后一次喜相见

1975年7月11日下午,周恩来午睡后在病房内稍作运动。他一边活动一边对身边工作人员高振普说:“你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了,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老总能不能来。”当高振普答应着转身去打电话时,周恩来又补充说:“现在是4点多钟,如果朱老总可以来,5点钟可以到这,大约谈上半个小时,5点半可以离开,6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来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请他去北戴河之前来一趟。”

高振普把总理想见朱老总的心情报告了邓颖超。邓颖超指示高振普直接找康克清。他要通了康克清的电话,转告了总理的意见。康克清说:“请报告总理,老总的身体挺好,今天没有安排别的事。他这几天总想去,一直在等你们的电话。他是要见了总理后再去北戴河的。”高振普将朱德可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克清的问候。

周恩来在病房里来回踱着步,思忖片刻说:“换上衣服,到客厅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

5时50分,朱德来了。周恩来起身微笑着迎向朱老总,两人同时伸出了双手。

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你好吗?”

总理回答:“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

朱德已是89岁高龄,动作有些迟缓。工作人员扶老人家坐到沙发上。总理示意关上客厅门,工作人员马上都退了出来。

客厅里,只有两位出生入死、为新中国建立了卓越功勋的老战友在促膝交谈。

6时15分,谈话结束。周总理送朱老总走出客厅,两人依依不舍,紧紧地握手告别。周总理目送着朱德的汽车远远开走,才转身回到房间。

不曾想,这次短暂一见,竟然成为两位共和国领袖的最后一次交谈,最后的握手!谁又能想到,这次相见,竟然是两位老战友的诀别。

1975年9月7日,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竟少到了30.5公斤。进入9月份后病情更是急转直下,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鉴于这种危险病况,医疗组不得不取消他的所有外事接待活动和室外散步。

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当与外宾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周恩来坦然、肯定地告诉客人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接着,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说道:“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整个会见只有短短的15分钟。

10多年后,当维尔德茨说起这次会见时,深情地称会见“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也是在一个令人难以忘记的情况下进行的……是非常热烈和激动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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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吴思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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