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晚年岁月

把邓小平重新推上政治舞台

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邓小平一家被安排在北京西郊马神庙附近的一个叫花园村的大院子里。当晚，汪东兴到邓小平的住地看望，邓小平感谢他几年来的关照。汪东兴说：“我是按毛主席、周总理的意思办的。”

邓小平回北京的消息在中央内部传开了。一些老同志要到花园村看望邓小平夫妇。大家相见，又是叙旧，又是问好，而更多的则是讲述“文革”中的各种遭遇，痛斥林彪集团的罪恶行径。

周恩来看见邓小平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地回到北京，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之情。这位和邓小平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兄长，对邓小平在江西3年多的日子，时刻给予着关心。周恩来把邓小平的近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高兴：“你就告诉他吧，准备工作吧！先休息几天，刚刚从外地回来，可能有些事，他也不知道。先让他熟悉一下情况，看看文件，准备工作吧！”

75岁的生日刚过，周恩来在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急速下降的时候，加快了周密策划把邓小平一步一步地重新推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步伐。3月上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邓小平重新工作的问题。朱德、叶剑英、刘伯承、董必武等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江青一伙从内心讲是极力反对邓小平复出的，但这是毛泽东的提议，他们不敢公开反对，加之林彪集团垮台后，他们也感到势单力薄。经过一阵拖延后，他们尽管暗中百般阻挠、从中作梗，但见没有别的选择了，只得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提议。

3月9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指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做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各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毛泽东收到报告后，当即批复：“同意。”

随后，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一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邓小平虽然已经回到北京，但对于中央的一系列直接关系到自己政治生命的重大事件，却并不知道。虽然他预感到自己复出的时间已经迫近，但绝对没有料到事情的发展这样迅速。

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的文件，完成了邓小平政治上的二落二起的最后一道手续。

邓小平的事，终于有了着落。周恩来长舒了一口气。只有这件事办出了眉目，他才能遵从毛泽东的意见考虑自己的休息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家明显地感觉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有话要说。果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政治局简要说明了从年初以来自己病情的发展情况并介绍了检查治疗的具体步骤。极少提出休假要求的周恩来，这次却不得不正式向政治局提出：请假两周，接受检查治疗。

周恩来还对自己离开后两周时间内的工作做了详细的安排：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组织宣传工作由江青、张春桥批办或上报；中央军委事务由叶剑英处理或上报；国务院事务由李先念和国务院业务组处理或上报。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及干部处理问题，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报毛泽东批准……

这一安排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后，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前往北京西郊的玉泉山，接受医生的全面检查和治疗。

周恩来太累了。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的战友和得力助手一个个被打倒了，只有他还在独自苦撑危局。“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更是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终于疲劳过度，积劳成疾。他多么需要一个武能安邦、文能治国、才思敏捷、办事干练的得力助手分担一下肩上的重负啊！如今，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和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定，邓小平恢复工作一事正式成为现实，周恩来终于松了一口气，如释负重，可以安心休息几天了。

周恩来在玉泉山接受全面检查和治疗期间，不忘委托邓颖超前往看望邓小平夫妇，并向邓小平夫妇通报自己的病情。

得知兄长周恩来已经病重，邓小平亦心如刀绞。他想象得到，自己下放江西3年多，虽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暂时消失了，但在周恩来的关照下身体却未曾受到多大的损伤；处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旋涡中的周恩来，却被无休止的工作和阴谋家们无休止的迫害，极度地损耗了身心的健康。

治疗中的周恩来，急盼着身体尽快好转。病情稍有点稳定，他便遵守了“请假两周”的诺言，于3月24日下山，返回了中南海。

下山后的4天里，周恩来便忙得毫无喘息的时间。这几天，除了亟待他处理的一些重大问题外，他还要接待来访的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直到28日签订了中国和喀麦隆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后，周恩来才喘过一口气来。

3月28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等人约见了还未正式开始工作的邓小平，商议邓小平恢复副总理职务后的工作安排。第二天，为给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好的条件，周恩来又约邓小平到中南海毛泽东处谈话。

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离别近7年后的第一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8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望着几年不见、已经明显苍老的毛泽东，邓小平百感交集，决心努力工作，不辜负毛泽东的信任和厚望。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这件事办妥后还没有几天，周恩来又不得不接受医疗组的意见，于4月2日至9日再次到玉泉山接受一个星期的手术治疗。治疗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再一次与邓小平夫妇进行了长谈。谈话中，周恩来对邓小平充满了极大的寄托。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必须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让他在公众面前亮相。周恩来选择了4月12日。

4月12日19时30分，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抱病的周恩来满面春风，神采飞扬，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这次招待会，周恩来特意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前来参加。

参加宴会的人发现，随同领导人和贵宾一道出来的，有一位个子不高、但却极其眼熟的人。他是邓小平！这是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第一次在重大的外事场合露面，其公开身份就是“国务院副总理”。顿时，邓小平成了宴会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宴会还在进行，一些特别敏感的记者纷纷抢先走出大会堂，直奔近处的邮电大楼，竞相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

第二天，港台及世界上的许多新闻媒介，对于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大加报道和渲染。一时间，邓小平复出，成为海外人士评论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关键词”。有一家外国媒体，形象地将邓小平称为“中国打不倒的小个子”。也有记者这么称，“这次宴会上不是西哈努克而是邓小平成了无冕之王”。

邓小平戏剧性地突然露面，使在场的众多中外来宾都惊讶不已。被邀请参加当晚招待会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后来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奇特人物：“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小平“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

邓小平在这次宴会的亮相，可以说是周恩来精心设计的一个杰作，强烈地烘托出邓小平政治上再起的重大意义。而周恩来心中更加清楚，邓小平的复出必定引来江青一伙的不满，他们不会就此罢休。

对周恩来而言，邓小平虽然在讨论重要政策时可以列席政治局的会议，但他并不是政治局委员，很难说有什么发言权。当务之急，是想法把邓小平补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为此，周恩来为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大造舆论。

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无疑，这对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步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是一个机会。主持会议时，周恩来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有意强调：“今年3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现在的副总理中除邓小平外都是政治局委员，为了让邓小平更好地开展工作，是否可以考虑让他重返政治局。

江青一伙闻知后，又恨又怕。他们四处活动，极力阻挠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聚集到钓鱼台康生住处，密谋策划。江青说：“邓小平要是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康生在一旁谋划说：“在全会的时候，告诉委员们别投邓小平的票就是了。”他们最后商定，要联合一些死党和帮凶，在十大上做文章。

经过3个月的仓促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8月24日在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政治报告。

出席会议的人们明显地感觉到，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在中央领导层中的地位青云直上，他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的党章基本上继承了九大党章的内容，主要是删掉了有关“林彪接班人”的内容。

会议的结果，在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打倒的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极为复杂的是，十大充满了重大的政治较量。在这次会议上，王洪文、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他们的一些亲信、党羽，也纷纷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会上，林彪、陈伯达被永远开除党籍了，但“四人帮”的势力却加强了。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文革新贵”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充当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尽管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中增加了一定数量的老同志，但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势力却得到了大大的加强。由于强大的阻力，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仍没能进入中央政治局。于是，在整个中央机构中，基本形成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两大阵营。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接受了周恩来等人的建议，在更大程度上重用邓小平。12月12日起，毛泽东连续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为了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毛泽东提出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进行对调。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他批示道，以前“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以后改了吧”。

3天后，毛泽东同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也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还送给邓小平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在召集这些军区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再次宣传邓小平说：“现在，我请来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邓小平，要全面重用邓小平。病体沉重的周恩来深受鼓舞。就在22日会后，周恩来不顾疲倦的身体，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当即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中央军委5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之后，政治局会议又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这样，邓小平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文革”中苦撑危局整整8年的周恩来，这时病情日益沉重，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同时，毛泽东下决心赋予邓小平更大的职权，对他抱有厚望，期望在周恩来不能承担工作时，由他接管，以维系党、政、军工作运转。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对邓小平的复职和一批老同志复出掌权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寻找各种机会压制、刁难。

在清理林彪于北京西城区毛家湾的住所时，江青一伙发现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之类的条幅。这本是林彪他们附庸风雅的东西，阴谋家们却借题发挥，声称“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并选编成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了这些材料，江青一伙借机大肆鼓噪，一场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推开了。

野心家们唯恐人们不理解他们真实的目的，到处发表煽动性的讲话。王洪文的话就泄露了江青一伙的“天机”——“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11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所谓的“第11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10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不言而喻，如今所进行的是“第11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他们满怀复仇心理，借“批林批孔”运动，把攻击矛头直指周恩来等。

江青通过她的爪牙组成梁效的写作班子，撰写《孔丘其人》等文章。文中有一段对孔子的“形象化”描写：“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文章还咒骂孔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句句指桑骂槐，攻击周恩来。

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担子，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重负，他终于病情日见沉重。这时，江青却大喜，想请毛泽东再为“批林批孔”运动做指示，以便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毛泽东致函江青拒见，并发出了严厉警告，表明自己的态度：“批林批孔”他同意，“批‘周公’”他反对。

1974年，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决定于这年的4月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必须派出外交和国际经验上卓有声望的人率团参加。由谁担任代表团团长，当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当时，周恩来重病在身，不宜远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虽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但他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外交部的建议（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做大会发言。

对于邓小平的复出，江青等已十分不满；邓小平一再被提升和重用，江青等更是恼怒。出席联大会议这样一个在世界舞台“出风头”的“美差”，也要让邓小平来担任，江青简直无法容忍。

周恩来连续几天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根据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报告。会上，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由，公然反对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发难。3月24日，周恩来不顾江青的阻挠，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见到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

毛泽东知道后，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得知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政治局其他成员，并特别向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在3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得知江青在会上的表现，大为不满。

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当晚，在一个会上，江青迫于毛泽东的怒气，表示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邓小平说：“既然主席决定我，我还是去，聋子办外交嘛。”

3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对于这届联大，中央非常重视。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如何亮相，关系到新中国外交形象。邓小平接到中央的任命后，立即全力投入了准备工作。周恩来也开始协助邓小平准备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4月2日、3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这篇发言稿，研究中国代表团在出席会议期间的具体工作方针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借口“有病”，没有参加会议

与此同时，周恩来不顾病痛，亲自为邓小平的出行做细致周密的安排。他召集外交部和民航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欢送礼仪和代表团专机的飞行安全。他对民航领导交待：“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完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为确保航线畅通，他建议民航机组安排东西两线同时试飞，这样如遇情况，可以确保飞行。当时，我国完全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没有通往西方国家的飞行航线，为了邓小平此次出席联大会议，周恩来特别批准我国民航飞机申请航线，进行一次极其特殊的飞行任务。

4月6日清晨，周恩来破例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4000余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为邓小平和全体团员送行。面对消瘦的周恩来和精神矍铄的邓小平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多少嘱托和信任，都付与了这紧紧的一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