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被打倒的党政军老干部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跑了“拿枪杆子”的，但是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江青一伙早已在一旁虎视眈眈。周恩来心想，斗争将更为险恶。
这时，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授权，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利用这一条件，在致力于纠正和清除各个领域“左”的错误和流毒的同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在“文革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这一“解放”的实质就是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集团所篡夺的党和国家一大部分权力收回到党内正义力量手中，而不致使其落入江青集团之手。
1971年9月下旬，周恩来召集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宣布撤销原来由林彪集团所操纵的“军委办事组”，中央军委的工作由叶剑英元帅主持。同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实行集体领导。
“军委办公会议”成立后，周恩来于10月4日陪同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办公会议的所有成员。毛泽东讲话时，表明了要解放老帅，解放老干部，整顿军队的想法。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周恩来的信任。他说：“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此时，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逐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密切注视着国家政治形势，从新闻媒介上注意到“副统帅”林彪竟然没有出席当年的国庆活动，就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邓小平当年被以“紧急战备疏散”的名义疏散到江西时，为保证他在江西的安全，当年周恩来多次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的负责人，详细交代：“要保证邓小平一家的安全，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邓小平在江西期间，周恩来始终惦记着他，1970年秋天，周恩来在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时候，还深情地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起过很久不见面的老朋友邓小平，他说：“这里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当时被下放到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11月6日，邓小平突然接到一个让他到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的通知。邓小平的党籍虽然保留下来了，但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时的邓小平更是预感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因为连续几个星期报纸上没有看到林彪的名字了。
邓小平夫妇像往常一样换好胶鞋，拿着雨伞到工厂去了。他们走后，邓朴方、邓榕等心神不安，等着他们听传达回来。要知道，在“文革”中，什么都可能发生，是福是祸，是凶是吉，老天爷都不能预料。还是不出所料，这次传达的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回到家，抑制不住内心兴奋的卓琳把女儿邓榕拉到厨房里，背着监管人员，在手掌上写下了“林彪死了”几个字。当天晚上，为庆祝这一胜利，邓家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克，一直玩到深夜。期间，邓小平感慨地说了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不动声色但内心激动的邓小平，在家里认真地逐章逐句阅读中央文件，思考一些问题，他想得很多很深，感到有许多话要向党中央、向毛泽东说。于是，他展开纸张，奋笔疾书，用了一个下午和两个晚上的时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4000余字的信。在听文件传达后的第三天，寄往北京。
在信中，邓小平揭批了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他表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
久违了的邓小平那娟秀的字迹，出现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他细细地端详着。毛泽东想到了江西苏区时的“邓、毛、谢、古”，邓小平那时是为他挨的整，如今邓小平再次挨整落难已多年，依然忠贞不贰。也许他想到了那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林彪，忠奸如此分明。他还想到了许许多多遭林彪一伙诬陷，自己听一面之词而错误打倒的革命老干部。
毛泽东批阅了邓小平的来信。但是，就毛泽东来说，要让邓小平马上重新出来工作，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邓小平是作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就必须对此有个交代和解释。其次，林彪虽然覆亡了，但中央文革的人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也是极力反对的，而毛泽东要贯彻他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还要依靠中央文革这些人。对此，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考虑。
周恩来清楚，毛泽东身处两难境地，自己所能够做的，就是看准毛泽东的意思，积极推动，并加以落实。但这个弯还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反而不利，要等待时机。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溘然长逝。
陈毅离去，对周恩来的打击非常之大。两人之间的情谊，用情同手足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拼全力保护陈毅。为了保护陈毅，周恩来不惜以亲自陪斗的方式。他还对造反派说：你们要揪斗陈毅，除非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尽管有周恩来的全力保护，但陈毅仍然被林彪集团和中央文革一伙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而受到很大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后来，心情郁闷的陈毅患上了直肠癌。为挽救陈毅的生命，周恩来亲自批示将陈毅送到北京日坛医院治疗，亲自找医生了解陈毅的病情，又亲自批准了日坛医院给陈毅的手术方案。在对陈毅进行手术的过程中，周恩来派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卞志强到手术现场，随时听取手术情况汇报。并嘱咐：“切下的癌组织要让张茜同志看看，但要让她保密，不要告诉陈老总。”
陈毅逝世，周恩来十分悲痛，认真审改了陈毅的悼词稿，补写了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其中强调：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将修改稿送给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考虑，他阅后删去了有关功过评价的补写文字，还批告周恩来：基本可用，但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周恩来意识到，要为老干部们彻底平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走得太急，毛泽东可能接受不了。
1月10日，陈毅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静静地走近陈毅的床边，恭恭敬敬地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而后，伸手掀起覆盖在陈毅身上的白布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握住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滚落。然而，江青、康生一伙尽量压低追悼会的规格，中央政治局委员均不出席。
这一天下午，毛泽东心潮难平，突然决定调车去参加追悼会。
其实，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屈辱的党内老同志陈毅彻底恢复名誉，二是说明像陈毅这样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到过批判的老同志，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值得信赖的。
这是一个对解放老干部极为有利的事情。机敏的周恩来立即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凡是提出要去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重要人物：“都可以去参加。”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其本身的含义。
来不及换掉睡袍、仅在外面罩了一件大衣的毛泽东匆匆赶到了八宝山。周恩来把毛泽东迎进休息室在沙发上坐下，毛泽东提出要见陈毅的夫人张茜及其子女。
张茜领着子女来到休息室。毛泽东欠了欠身要站起来，张茜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握住毛泽东的手，满脸泪痕哽咽着问：“主席，你怎么也来了？”毛泽东看着悲咽的张茜，不禁也凄然泪下：“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叫张茜坐在自己的身边。张茜看到毛泽东亲自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心情非常激动。她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很少参加领导同志的追悼会。张茜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毛泽东又一一问及陈毅几个孩子的名字及近况。周恩来在旁边一一做了介绍。毛泽东勉励陈毅的几个孩子：“要努力奋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做了结论了。”
听到毛泽东这样说，周恩来的心里也感到无比欣慰。同样令周恩来高兴的是，毛泽东还提到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一个寻找和利用时机逐步“解放”邓小平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计划，在周恩来心中酝酿开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低沉的哀乐声中，周恩来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将毛主席给邓小平问题“定性”的话传出去。
1月24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北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林彪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周恩来自己不断地为邓小平“复出”和“解放”老干部制造舆论。北京的信息，很快传进了邓小平耳畔。邓小平考虑到治疗邓朴方的病要紧，给中央办公厅写信，请求将邓朴方转到北京的大医院。周恩来批示：“邓和卓琳的工资照发。如邓的大儿子能再施手术，似可来京施手术，此事可以问杨德中如何办。”
1月份，周恩来又指示有关方面负责人，将彭德怀及其他被监护者转移到北京木樨地附近的某单位，改善他们的居住、饮食等条件，并给他们配备医护人员。
江青一伙很快就意识到，周恩来的做法会使他们打倒老干部、篡党篡军夺权的阴谋功亏一篑。为此他们加紧了阻拦的步伐。
就在这种对抗的力度不断加大的时候，79岁的毛泽东和74岁的周恩来身体状况都明显地下降了。1月中旬，毛泽东曾病危一次，经周恩来组织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毛泽东才转危为安。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由周恩来、张春桥、汪东兴等共同负责毛泽东医疗组的工作。就在毛泽东身体出现险情的时候，周恩来的身体也每况愈下。4个月以后的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
这时候的江青，则更为猖狂，对毛泽东的治疗，她一再干预，甚至以吵闹相要挟，以至引起毛泽东愤而拒药。对周恩来的治疗，江青也百般刁难，到后来，江青甚至闯进周恩来的病房捣乱。这件事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都看不下去了，她曾对老朋友阳翰笙说：“我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的病情严重，而江青还闯进医院撒泼……”
此种事态，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凸显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政治权力将如何归属？身患重病却政治头脑极为清醒的周恩来，看准了一点：决不能让党和国家的权力再次落入阴谋家的手中。在他和毛泽东等人百年之后，必须把权力平稳地移交给真正地为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着想的人！
由于许多老干部在“文革”中在被批斗过程中身心受到摧残，健康状况甚差，这年4月，周恩来抓住陈正人、曾山两位部长发生心脏病因无处就医，救治不力而相继去世一事，指示卫生部一定要尽快恢复对老干部的体检和医疗制度，并亲自做布置。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卫生部组织北京10家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内的时间对近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同志做了体检。其中不乏老同志是从外地“五七干校”赶回来体检的，并在这个名义下获得解放，安排了工作。此外，不少老同志还在周恩来亲自干预下获得了自由，住院检查身体，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五一”前夕，邓家兄妹到北京的消息，在一些高级干部中不胫而走。素以仗义执言而著称的王震让一位老干部带口信，叫邓榕到他家去。老少两人一见面，王震快人快语：“告诉你的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你赶快回江西，把我的话告诉你爸爸！”
王震的这番话，实际代表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心声。邓小平这位“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成了他们与江青集团斗争、解放广大受迫害的老干部的旗帜。邓榕深知王震这番话的意义和分量，大喜过望，第二天她等不及在北京过节，立即踏上南下的列车。
对邓榕带来的好消息，邓小平并未很快做出反应。直到8月3日，他经过反复思考，谦虚地检讨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同时再次明确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请求。信中写道：“在去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敬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做了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就在邓小平在江西给毛泽东写信的第二天，周恩来的病情有所发展，医生强制他搬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住了几天，边工作，边休息。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后，心花怒放。为落实这一批示，他当机立断，一方面将毛泽东的指示和邓小平的信，批交汪东兴“立即照办”，并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管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
在周恩来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解放”邓小平的想法越来越强烈。解放诸如邓小平这样的老干部，对江青一伙来说形势极为不妙，为此他们把周恩来的做法诬蔑为“修正主义的回潮”、“右倾回潮”。尽管江青等人对此百般阻挠，使邓小平等的复出延误了好几个月，但是这种“回潮”之势，已经不可逆转。
这期间，周恩来还完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重要工作。然而他的身体，不仅受到癌细胞的侵害，而且心脏病也进一步发展。11月11日，负责医疗工作的卞志强和张佐良不得不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等人写了一份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汇报了自5月份以来周恩来的病情发展情况，并列出他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过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
周恩来的病情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阅看病情报告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但是对周恩来而言，病情的加重无疑更加促使了周恩来加快工作的进度，尤其是加快“解放”邓小平等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步伐。
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远放在桂林的谭震林，说：“谭震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因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于1967年2月和陈毅、李先念等“大闹怀仁堂”，被林彪、江青等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此外，两人还就邓小平等人的“解放”问题上有了一致意见。
次日，周恩来趁热打铁，给纪登奎、汪东兴写了一封亲笔信：“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同时，周恩来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当天，周恩来还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面谈了与毛泽东商定的“解放”老干部意见，他让纪登奎、汪东兴等人具体承办邓小平、谭震林回京的事宜。
10天以后，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拿出了安排谭震林、邓小平工作的意见，并致信周恩来说：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鉴于谭震林骨伤在身，急需回京进一步治疗；还由于邓小平的职务需要更好地安排，但这种安排尚存在障碍，周恩来阅信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与此同时，“解放”军内一大批被打倒的将军、平反“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工作，也提到了周恩来的办事日程上。
经过一番艰难的周折，最终有175位将军得到了“解放”。这些将军，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过赫赫战功、威震敌胆的人物；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为“解放”这些部队的英才并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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