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晚年岁月

同江青一伙较量

1974年6月1日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最后环顾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解放军三〇五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年零6个月。

在1972年5月间一次常例的检查中，周恩来被发现患有癌症。“文革”期间，他心力交瘁，忧劳成疾。但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左”倾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革”的恶果，尽可能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此，他把自己的病症置之度外，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说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革”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舍昼夜抱病操劳。他经常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就躺在床上批阅文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直到1974年四五月间连续发生缺氧症状后，周恩来才同意住院手术。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其间，陪同会谈的同志几次催他休息，但他一直坚持谈完。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这之后，他才交代了工作，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做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8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

周恩来病重住院，知情者心情沉痛。毛泽东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心情沉重，紧皱眉头，一脸严肃，并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要保密。毛泽东对于怎样治疗，十分关心，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还说，“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

周恩来住院治疗期间，毛泽东一直关注他的病情，甚至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和施行手术的次数等。江青一伙则欣喜若狂，并加紧对周恩来攻击、诬蔑。6月14日，江青叫嚷：现在党内“有很大的儒”，重点要批“现代的儒”。6月23日，江青到天津小靳庄活动，影射攻击周恩来。

对于江青这种嚣张气焰，毛泽东很恼火。7月17日，他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江青一伙从“批林批孔”以来进行的一系列帮派活动。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并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4人小宗派呢！”

8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此时的毛泽东认定国家不能再乱了。据此，他做出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提议。欲逐步使国家走上正轨，在他身后能完整、平安地交班。

那么，这个班交给谁呢？毛泽东属意邓小平。

9月30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当他步入宴会大厅时，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簇拥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10余次。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10月4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让身边的秘书电话告诉王洪文，并让王洪文转告周恩来：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事关政府“组阁”的重大举动，也表明毛泽东的政治倾向性。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被确诊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周恩来得知后非常着急，他特意托人将自己用了多年的一副老花镜带给毛泽东，并附信嘱毛泽东秘书：“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小小礼物，情义深重。两位伟人一方面要相互鼓励与病魔做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还要以不堪重负的病体支撑党和国家的万钧重任。

王洪文接到电话后，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马上转告周恩来，而是在当天晚上，首先去告诉了江青等人。江青集团这帮野心家，早已把四届全国人大看成是权力再分配的机会，他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怎能让邓小平雄踞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位置呢？

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决定，江青一伙不敢不传达。他们拖了两天后，才极不情愿地将毛泽东的指示告诉了政治局和周恩来。10月6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这个决定后，非常高兴，立即约请邓小平谈话。周恩来千方百计力促邓小平复出任职的最大心愿，就是要把自己未竟的事业托付给邓小平，以免大权旁落江青一伙人手中。

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10月13日，正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人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跟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与江青一伙大段大段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批语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仅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而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两位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表面看似不屑一顾，实则已开始警觉。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所谓“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

江青首先站起来质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对江青一伙的这种惯用伎俩，邓小平过去已碰见多次，但他一般都以沉默来“表态”，而这一次，江青那种骄横无理、唯我独尊的腔调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邓小平逼视对手，严词回击：“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这是邓小平自1973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在一阵撒泼之后，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说：“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于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当晚，“四人帮”在钓鱼台17号楼密谋策划。江青认为：邓小平所以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老谋深算的张春桥分析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与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他还说：我估计最近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果然发生了。

江青等人密谋的结果是，由王洪文出面，马上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搞臭邓小平。

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往长沙。下午，刚抵长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们几个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匆匆向毛泽东做“汇报”。他说：“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与邓小平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邓那么大的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事有关。”王洪文还说，“我这次来这里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来往这样频繁，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同时，王洪文又着力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吹捧了一番，企图实现由他们“组阁”的目的。

然而，毛泽东对他的汇报并不轻信，反而对他和江青一伙的非组织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反感。毛泽东当即警告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在长沙告状碰壁的王洪文，当天只得悻悻而回。在北京，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后，仍不放心。当他们得知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副司长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后，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海荣、唐闻生，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甚至诬告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就在邓小平即将飞赴长沙之前，王海容、唐闻生连夜赶到三〇五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周恩来明确表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对这件事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原来，在1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周恩来已从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击的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问题，不仅是对邓小平，也完全是冲着自己来的。几年前，正是经他批准，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胡搅蛮缠，真是太过分了！

王洪文在长沙碰了一鼻子灰，返回北京后，早已将毛泽东告诫他的“你们不要搞上海帮”等指示忘得干干净净，回到钓鱼台就一头扎进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个大狼窝里，加紧策划篡党夺权。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飞往长沙。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以后，王海容、唐闻生将北京近几天发生的情况原原本本向毛泽东做了反映。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毛泽东从江青的闹事联系到王洪文飞来长沙告状，已经意识到江青想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于是，毛泽东讲了离开北京以来深思熟虑的两项重大决策，并让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后，立即将他的意见转达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此外，毛泽东还要求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后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让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后，立即将毛泽东的指示向有关人员做了传达。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听到毛泽东的决策，极为振奋，他深深感到毛泽东对自己的高度信任。同时，也为邓小平能够出任党、政、军的重要负责人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让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自己承担起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重任，这正是周恩来患病以来的夙愿。为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落到江青一伙的手里，为了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手中，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委托，不顾自己做过两次大手术后急需休息、静养的病躯，毅然承担起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重任。

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周恩来连续十几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以及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3批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问题，研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1月6日，周恩来在病室伏案疾书，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参谋长的指示。

一时间，三〇五医院门前车水马龙，来客不断。周恩来简直是将西花厅的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厅统统“搬”到了病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率领的代表团飞抵长沙。毛泽东会见外宾后，与邓小平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支持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的有力抵制和斗争，鼓励邓小平承担起党政军工作的重任。

“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她（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听主席这么说，邓小平笑了笑：“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江青）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邓小平谈到对他的工作安排，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毛泽东鼓励邓小平。

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不要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当即应诺下这重托。

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后，王海容、唐闻生交给毛泽东一封信。这是她们离开北京时，江青托她们带给毛泽东的信。江青在信中，就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再次向毛泽东提出她的主张：由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江青在这封信里野心毕露，妄图由她来“组阁”的面目暴露无遗。当天，毛泽东在江青的这封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自知之明。又及。”

看了毛泽东措辞严厉的批评，江青不能不有所表示。11月19日，她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的这封信，表面上似乎是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目的却是向毛泽东伸手要权。毛泽东洞悉江青的企图，于20日回信一封：“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要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其意思十分明白，批评江青正像李固给黄琼书中所说的那样，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教育她不要总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缺乏自知之明，欲壑难填。

然而，江青却不顾毛泽东的多次批评、告诫、教育，仍然一意孤行，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进入最后阶段时，又要让王海容和唐闻生为她向毛泽东转达意见：让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还让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由周恩来主持安排。毛泽东决心已定，坚决不让江青染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