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后期图书恢复出版纪事

几起几落，“文革”前后毛泽东、周恩来关注古籍图书“二十四史”、《清史稿》的整理点校工作

在“文革”期间，破“四旧”的政治风暴席卷整个中国。中国出版业除了领袖著作和关于儒法斗争等配合“形势”的出版物外，其他能够出版的古籍图书寥寥无几。但是，有一项巨大的历史文化工程，却是在这一阶段进行的，这就是中华书局整理点校的“二十四史”、《清史稿》。

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实际上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始全面实施，并在“文革”中延续进行的。

1954年11月，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范文澜、吴晗为召集人，翦伯赞、侯外庐、向达、尹达、刘大年、黎澍、金灿然、王崇武、顾颉刚等为委员，并组织了一大批学者整理点校。

标点《资治通鉴》，王崇武为召集人，顾颉刚为总校对。参加标点的有聂崇岐、齐思和、张政烺、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容肇祖、何兹全。1955年底，标点工作完成。古籍出版社于1956年6月出版。此后转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今日流行的定本。

1958年9月，顾颉刚接受中华书局的邀约，标点《史记》，并加以校勘。是年9月13日，范文澜、吴晗、尹达、侯外庐、金灿然、张思俊开会讨论此事。其间，大家经过研究，后经吴晗、齐燕铭、金灿然等商量，将点校工作

由“前四史”扩大为整个“二十四史”。此举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一开始标点《史记》，是准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他们选了金陵书局本做底本，此底本是清代张文虎校勘的。他写了五卷《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有50万字。本来准备附在《史记》后做校勘记，但因时间太紧，最后没有出版。所以，《史记》是唯一出版时没有校勘记的点校本。

1958年底点校完毕，1959年9月点校本《史记》由中华书局出版。

至“文革”爆发前，“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得以标点出版。

“文革”开始后，顾颉刚的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点校工作也因此停顿。

1967年4月20日，中华书局革命委员会奉戚本禹“抓革命、促生产”之命，又以10人设业务小组，重整故业，继续点校“二十四史”（约计4500万字），计划组织社内40人及社外30人办理，限一年之内完成点校250万字的《旧唐书》和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工作。于是，中华书局重新启动“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因受“左”倾思潮影响，规定点校工作承担有批判帝王将相的政治任务。他们另制订了一些凡例，甚至认为标点也有阶级性，要用标点为武器，批判帝王将相，偏离了学术工作的方向。尽管不到半年就结束了，时间很短，但对“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破坏极大。

进入20世纪70年代，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过问，点校工作得以继续。1971年4月，全国出版会议在北京召开，“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重新启动。其间，由于毛泽东对历史的偏爱，姚文元再次提出标点“二十四史”的建议，以“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周恩来在姚的信上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在阶级观点问题上，周恩来说：“不要搞这个了吧，标点只能反映原文的意思，怎么能体现点校者的阶级观点？！”周恩来对“二十四史”、《清史稿》的编辑整理工作给予了许多具体指示，甚至拖着病体亲自阅稿。

4月7日，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及国务院出版口、中华书局领导并学部军宣队领导来到顾颉刚家中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4月29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标点印行会议召开。5月中旬，毛泽东批准了此次会议所拟订的工作计划。

当时，因顾颉刚年高体弱，以后整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组都由白寿彝任组长，赵守俨、吴树平任副组长，由唐长孺、王仲荦、翁独健、郑天挺、陈述、王毓铨、邓广铭等史学专家分工合作完成。《清史稿》由罗尔纲、启功、王钟翰、孙毓棠分任点校。经京、沪两地前后8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于1973年底点校完毕。1978年春，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共计3758卷、3800万字，单行本分订299册。

1975年10月，周恩来在病重期间，向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图书馆（后改称中国国家图书馆）提出，应尽快把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编出来。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一指示没有得到落实。1977年春“文革”刚结束，国家文物局即遵照周恩来生前指示，着手布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编纂工作。其后历时18年，约集众多学者，从近800多个藏书单位，采辑我国传统善本书目6万多条，计13万部，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收书规模之大，是中国历代所编古籍善本总目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