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伟鸣 何 琼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与“文革”意识形态相悖的文艺作品都遭到彻底的批判和封杀。“文革”时期,中国的整个出版业,万马齐喑。有资料显示,到1971年国有出版社仅存46家。当时,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及毛泽东著作、鲁迅著作、“样板戏”图书、个别政治文学作品、政治读物(“两报一刊”社论等)和部分通俗科技书籍出版外,其他图书的出版可谓寥寥无几。书店停止销售,图书馆停止借阅。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求读书的愿望不能实现,图书既买不到也借不到,以致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这段时间,被称为“文革”中后期。其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具体过问下,图书出版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并具体体现在几种图书的恢复出版当中。
重整河山,毛泽东指示范文澜进行《中国通史》的修订出版
范文澜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郭沫若并称为中国历史学领域的开国一代。早年在天津、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因与毛泽东在读书等方面有强烈的思想共鸣,交往甚密,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
1940年春节前夕,范文澜由河南游击区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到达延安。1941年9月,应毛泽东之邀,为广大干部学习之用撰写并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在延安及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革”爆发后,陈伯达之流企图整垮范文澜,诬陷他是“保皇党”,要将他置于死地。范文澜顿感处境艰险。由于毛泽东的干预,陈伯达之流的阴谋才未能得逞。不久,在1966年国庆观礼游行中,范文澜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祝大会。当时,他站在城楼东头,离毛泽东较远。毛泽东看到后,特意走过来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公开表示对范文澜的保护。
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女儿肖力(即李讷)看望范文澜并希望他把《中国通史》写出来。他还让李讷捎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这对于范文澜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鼓舞力量。他立即行动起来,着手准备,组织续写班子。范文澜即使患病也不愿住院治疗,一心想抢时间,以完成毛泽东的嘱托,最终因体弱病重,于1969年7月29日不幸病故。范文澜去世后,毛泽东、周恩来仍十分关心《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亲自布置并多次过问此事。后来,在范文澜的助手蔡美彪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中国通史》(10卷)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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