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后期图书恢复出版纪事

洋为中用，周恩来解放内部书和内部书的出版

在“文革”期间，文化生活中存在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按级别分配内部书。某些书“限省军级”，某些书“限地师级”，似乎级别越高，保险系数越大，而真正需要它们的研究机关和科研工作者，却常常望书兴叹。据有关资料表明：从1975年到1977年，北京各出版单位内部发行的图书就近1500种，有的出版社50%以上的图书都是内部发行。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两次较大规模地出版过内部读物。

第一次是在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期间，为了使各级干部在“反修斗争”中扩大视野，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等有计划地出版了一批介绍国际共运中各种思潮流派或称“修正主义”思潮及他们认为有助于了解苏联修正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著述及文艺作品。

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中苏关系紧张，而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开始举办《摘译》(1973—1976)，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潮及文艺作品，又一次出版了不少“供参阅和批判”的苏修理论和文艺作品，以及和中美关系有关的历史传记等。中国出版界知识分子抓住了这一天赐良机，去尽可能地译解异域文化。

1973年4月，周恩来接见访日代表团的全体代表，问荣毅仁、王芸生等人是否看过《阿登纳回忆录》，他们回答说看不到，有些内部书是孩子从同学家里借来看的。周恩来表示歉意地说：你们将了我们的军，我们党内看到的书你们看不到，发行面太窄了。内部书你们都可以看。

周恩来接着说：告诉出版口赶快把《阿登纳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印出来。周恩来还指示出版口改进内部书的发行办法。5月21日，出版口领导小组向国务院写了请示报告，扩大了内部书的发行范围，改进了供应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