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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后期图书恢复出版纪事

莫伟鸣  何  琼

2014年02月08日08:20   来源:《党史博览》杂志

原标题:“文革”中后期图书恢复出版纪事

洋为中用,周恩来解放内部书和内部书的出版

在“文革”期间,文化生活中存在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按级别分配内部书。某些书“限省军级”,某些书“限地师级”,似乎级别越高,保险系数越大,而真正需要它们的研究机关和科研工作者,却常常望书兴叹。据有关资料表明:从1975年到1977年,北京各出版单位内部发行的图书就近1500种,有的出版社50%以上的图书都是内部发行。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两次较大规模地出版过内部读物。

第一次是在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期间,为了使各级干部在“反修斗争”中扩大视野,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等有计划地出版了一批介绍国际共运中各种思潮流派或称“修正主义”思潮及他们认为有助于了解苏联修正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著述及文艺作品。

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中苏关系紧张,而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开始举办《摘译》(1973—1976),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潮及文艺作品,又一次出版了不少“供参阅和批判”的苏修理论和文艺作品,以及和中美关系有关的历史传记等。中国出版界知识分子抓住了这一天赐良机,去尽可能地译解异域文化。

1973年4月,周恩来接见访日代表团的全体代表,问荣毅仁、王芸生等人是否看过《阿登纳回忆录》,他们回答说看不到,有些内部书是孩子从同学家里借来看的。周恩来表示歉意地说:你们将了我们的军,我们党内看到的书你们看不到,发行面太窄了。内部书你们都可以看。

周恩来接着说:告诉出版口赶快把《阿登纳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印出来。周恩来还指示出版口改进内部书的发行办法。5月21日,出版口领导小组向国务院写了请示报告,扩大了内部书的发行范围,改进了供应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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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湘忆、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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