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当代：重思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历史观：唯物史观的第一个中国表达式

　　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毛泽东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可能是有关毛泽东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唯物史观”一词。此时，毛泽东已转向了唯物史观。之后，在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思想内涵。大致来讲，毛泽东的历史观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历史进步的一般方向与具体道路的实际选择。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方向，但并未也不可能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指明具体的道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中国国情的把握，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选择了既不同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又区别于西

　　方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即“走相反的路”。这就是著名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以及整个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适时觉察到照搬苏联工业化模式带来的严重问题，提出了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他认为，中国走工业化的道路“要学苏联”，但“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他还进一步强调，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必须打破常规”，依照我国情况，坚定走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和他国革命和建设的“模式”，独立自主地探索和选择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由此形成的中国经验成就了唯物史观思想在中国的成功运用。

　　其二是历史辩证法与矛盾分析法的具体运用。历史是变化的、发展的，人类社会存在着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新旧事物始终处于相互斗争之中，其最终结局，必然以新事物的胜利而告终。毛泽东用中国人熟悉易懂的“新陈代谢”一词形象地表达了这一历史辩证法的普遍法则，并以“矛盾”一词通俗地解释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辩证法的核心思想。用他的话说，社会历史是一部矛盾运动史，“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与此同时，他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的用语新解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同时坚持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立场。“求”反映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总过程和规律。在承认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是”进一步强调了客观存在的事物同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

　　其三是唯物史观与革命史观的中国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也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唯物史观和革命史观是紧密联系的两个基本特质和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是革命史观的思想前提，革命史观则是唯物史观的理论表达和实际运用。无疑，毛泽东的革命史观，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历史实践中的具体表达和中国应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独特体现。这种独特体现与马克思恩格斯有所不同，一是把革命的主体表述为“人民”，并要求“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表述“人民这个概念”；二是坚信“人民”主导的阶级革命和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和力量。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一方面透彻分析和科学把握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形成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理论和策略，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从而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决定论”和“不断革命论”的思想也导致了违背客观规律的历史性错误，发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劫难，背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的“功”与“过”，历史自有客观公正的评价。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毛泽东的历史观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他用中国语言，结合中国的经验，对唯物史观首次作出了中国式表达和富有时代气息的生动概括，形成了唯物史观理论创新的第一个中国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