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当代：重思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唐代刘知幾《史通·叙事》曾言：“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在中华文明史中，“经典”一词旧指作为典范的儒家文献。在当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经典”常指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奠基性的文献、著述。在确立独特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关乎人类生存和历史进步的根本性问题，建构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未来社会的理想及其实现途径，从而形成了与特定历史时期“交融”又与当下历史时代“会通”的“经典之作”。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成功地指导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如今它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之为“经典”，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独特部分——中国部分，成为世人敬重、深入研究和科学评价的中华优秀思想宝贵遗产。

　　经典与当代：“断裂”中的重思

　　历史地看，“经典”的形成往往是经典作家与鲜活的时代之间互动、“交融”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不仅如此，而且特质更加鲜明。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经典”的形成是“自己的时代”的产物，学习和研究“经典”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没有任何理由脱离时代、漂移当下、规避现实，一味地作纯粹思辨性、考据式的文本解读。这决定了，任何文本的解读都应有“度”，这“度”就是“时代需要”、“实践呼声”和“现实关切”。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被阐释者与阐释者、文本与开新、经典与当代之间的“交融”和“会通”，才是我们应有的学习态度和学术品格。遗憾的是，我国学界依然存在着经典与当代之间“离析”和“断裂”的学术现象。

　　其一是只谈经典，不问现实。当前，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城镇化与乡村建设、资源利用与公平分配、财富与阶层之间不平衡的矛盾等等，都需要一些有使命感和历史担当的学者加以关注和研究。这都要求我们不能只谈经典不问现实，追求“学术性”、“学理化”，沉迷于概念的“翻新”与文本的“重构”，而应以现实问题为主导，在时代性的历史变迁中解决现实问题，锤炼思想，实现经典的创新与发展。

　　其二是专注现实，淡漠经典。关注现实本无可厚非，但一些学者只是漂浮在具体现实问题的细节性钻研上，罔顾理论的积累，他们借用理论或引述马克思主义经典，往往拘于旧说、不解新意，视理论与经典为现实单纯的论证工具，因而必然落入“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窠臼。因此，理论贴近现实必须以尊重经典、创新理论为前提。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其三是执着西方文本，遗忘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在人类文明史中，中华民族曾创造出优秀灿烂的文化和思想，至今还赢得世人的赞誉。然而，我国学界存在一种学术倾向，就是热衷于用西方的思想和方法释读、破解当代中国的种种现实问题，这样做不能说没有意义，不过，只热衷、执着于西方文本，可能会遗忘用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和方法释读、破解当代中国的种种现实问题，并努力创造出新的中国思想的深刻意义，进而会堵塞经典与当代之间“交融”和“会通”的中国道路，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独特部分——中国部分与当代对话的道路。

　　上述三点要求我们，应该在经典与现实、经典与当代中国问题、西方思想资源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间找到新的突破口，重思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由此在会通与对话中获得“一种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