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的叛党末路

无耻投敌

一场势头猛烈的立夏雨正在下着。陈洪时独居的茅棚由于茅叶盖得厚，一点也不漏水。由陈洪时主持的湘赣省委工作会议，在这雨天的茅棚中举行。与会者有副书记兼省苏主席谭余保，常委谭汤池、旷进媛，王用济，以及政治保卫局长刘发云等人。

陈洪时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会议所要讨论的是如何转变斗争方式的问题。这一提议得到了众人的赞同，都说是应该随着形势变化调整斗争策略了。

接下来是陈洪时分析湘赣边的敌我形势。他把省委遭袭击损失电台，李宗保、旷珠权在湘南投敌，独立第五团于湘南失败，包括太平山面临着钱粮匮乏等严峻现实，一一摆了出来，语声沉缓，心情沉重。

与会人员不时地交换眼色点头，赞成书记对形势的分析。

然而，在陈洪时提出的下一步斗争策略的转变问题上，还没有等他说完，就遭到了谭余保、王用济等人的反对。

在结束了对形势的分析后，陈洪时话锋一转，说道：“我看，既然目前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与其在山里坐以待毙，不如将省委机关搬到安源去转入地下状态，依靠工人阶级，开展城市斗争……”

“你讲什么？放弃湘赣边苏区？”谭余保瞪大眼睛打断了陈洪时的话，“这不是逃跑吗？中央要我们留下来，是为了湘赣边的红旗不倒下，是为了让苏区人民看到革命的希望。现在把旗子卷起来，还谈什么坚持斗争？”

王用济也态度激烈地反对省委机关搬到安源去。

陈洪时从谭、王的态度上证实了原先的一种估计，于是讲道：“我这是提出问题让大家商量嘛。在目前的险恶形势下，我们应该多想几条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应该要有战略眼光才对！”陈洪时在绕了几个圈子后，又提出了兵分两路的战略意图。那就是省特务队开出山去，前往攸县皇图岭、网岭一带筹集粮款；干部方面，由他和省委秘书长龙承绪、白区工作部部长刘炳高等留守太平山，而谭余保和刘发云前往耒阳、郴县一带，寻找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所带的部队和独立第五团的余部。为了行动方便，实行党政分家，省委与省苏分别开展工作。

对于陈洪时提出的这一建议，与会者们觉得既然否定了书记关于省委机关转入安源的这条建议，现在又要反对符合实际的分兵两路方针，于情面上说不过去，于是都表示了同意。

就在省委特务队从太平山开出，谭余保和刘发云离开之后，相隔了10余天，陈洪时又将留在太平山的省委负责干部作了新的调整：刘炳高和旷进媛潜往萍乡做白区工作，王用济去攸、萍边界。省委机关只留下陈洪时和龙承绪，还有译电员、医生及部分特务队战士，总共不上50人。

陈洪时在顺利地走出一步小“棋”后，于1935年6月上旬带着龙承绪、张运秀及译电员、医生等12人，离开太平山转到了萍乡与攸县临界的蛤蟆山。在山外的陈家村，陈洪时找到了少年时结拜的义父陈正祥，通过这名富绅去了萍乡，与国民党萍乡县县长、五省“剿匪”西路军行营保安司令危宿钟接上了联系。

6月12日，在危宿钟派员的迎接下，陈洪时所率的11人，携带着随身武器、密电码、军用地图、省委公章，来到萍乡县城，向国民党当局“投诚”。大喜过望的危宿钟组织了上千人在大街上迎接，隆重得不得了，鞭炮放了好几箩筐。

一个共产党的省委书记自动“弃暗投明”，归降政府，这件事足以让湘赣两省政府和5省“剿匪”总部热闹一阵子。6月13日，湖南《民国日报》以特大版面刊出报道：“伪中央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决心参加铲共，于昨由赤区来萍向政府投诚。又云将不日赴省向何主席（键）呈报共党总崩溃情形和铲共计划。”6月14日的《中央日报》也刊发了同样内容的重大报道。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接到何键的电讯报告，喜不自胜，当即写一手令：“归顺立功，准其任招抚专员。”6月15日，何键从长沙派出豪华专车，将陈洪时接到省城，在省政府设宴款待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依然是国民党飞机天女散花般地撒下传单，包括陈洪时在长沙新闻发布会上的清晰照片，帮助湘赣红军掌握到陈洪时已经叛变投敌的信息。1937年7月初，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将剩余的300多人带到莲花棋盘山，在山上召开干部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撤销原湘赣省委、省苏和省军区，成立湘赣临时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谭余保任临时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干部们提出，陈洪时一定会带领敌军疯狂地进攻红军游击队，会议针对性地制定了“隐蔽目标、分散游击、保存实力”的游击方针，运用井冈山“十六字诀”在棋盘山一带打游击。

正如谭余保等人的分析，在远离棋盘山数百里的萍乡县城“江西第二行政督察专署兼保安司令部”，新任的“招抚专员”陈洪时用了几天时间，专心至致地制定了“清剿计划”。内中有5条针对红军游击队活动特点的“搜剿要略”，其战略的新颖性是国民党军指挥官所想不到的。这一计划有3600字，专门呈给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何立即批转给驻于湘赣边的7个国民党师部，饬令“各部须按‘要略’实行剿击，决不让赤匪残余再次豕突漏网”。

同年7月中旬，陈洪时从萍乡来到莲花县城，协助指挥敌第六十三师、第七十七师对棋盘山红军游击队的“剿击”。

红军游击队在谭余保、曾开福等人的指挥下，分为7支小队伍，散开在棋盘山方圆百里的山区，展开艰难至极的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