悽惨末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震撼着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给中国政局带来激变，也给国共两党带来了重新合作抗日的变化。
继中共中央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之后，同年8月，国共两党又决定将南方8省的游击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中共中央很快指示尚在南京谈判的博古，派顾玉良赴江西寻找项英、陈毅。
这种在民族危难时出现的化敌为友的突变，是陈洪时无论怎样都料想不到的。这个投敌后两年来为“剿击”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竭尽全部努力的大叛徒，感受到政治上的尴尬和心灵的不安。
顾玉良持着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亲笔信，在南昌找到江西省保安司令熊斌，熊派上校总干事——陈洪时陪同顾去吉安，因为只有他认识陈毅。“陈总干事”推托不了，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在吉安青平巷见到陈毅时，陈洪时翕动嘴唇打起招呼：“陈……陈毅同志。”陈毅将目光狠狠地落在对方脸上，用难以抑制的愤懑说道：“原来是陈洪时先生哟！你的同志在哪里？你不是当上了上校专员吗？”这时候的陈洪时神情狼狈得很，满脸愧色地嗫嚅着，不知道怎样回话。陈毅对极为窘迫的陈氏说了一声“告辞”，鼻头里哼了一声转身就走，将羞愧难当的对方晾在一旁。接着不久，陈毅来到南昌与熊斌讨论新四军改编事宜，看见陈洪时在场，便指示我方人员提出抗议。熊斌只得让陈洪时黯然退场。
1939年春，周恩来在江西省政府会见省主席熊式辉，于公共场合碰上了陈洪时。陈红着脸对周恩来按苏区中央局时期的称谓叫道：“周书记。”周恩来没有作答，只是目光藐视对方，表情平淡地说：“哦，陈先生啊。”陈洪时听了感到很不好意思，无趣地走开了。
使陈洪时内心受到痛苦折磨的，不仅仅在常常遇到的共产党人面前自觉颜面扫地、抬不起头来，就是在国民党方面，他也感受到周围有一种遭人另眼看待、鄙夷中带着戒备的目光。上峰对他的任用也是有限度的。1938年10月，陈洪时虽然升任为江西省游击指挥部少将副总指挥，兼江西省情报总站副主任，但他并不能调动一个班、一个排。其行政待遇也达不到少将军衔，薪金套的是上校职务。陈洪时更为伤心的是，他多次要求调离江西，更换一下环境，以摆脱长时间罩在心里的阴影，可上峰一直未加理睬。1939年10月，江西省政府对陈洪时的安排，仍然在公署专员的定位上，调任江西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在共产党方面是堂堂省委书记，到了国民党这边拼死拼活地干了两年多，仍旧停留在这样的水准上，陈洪时心里实在开朗不起来。
1940年5月中旬的一天，陈洪时奉命急赴靖安县塘埠，参加湘鄂赣边区第二挺进队司令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于半路从奔驰的马上跌在地面，虽然不见皮破流血，但跌得不轻，许久才清醒过来，捂住胸口想呕又呕不出。陈洪时强撑着参加了会议。回到第十区保安司令部所在地靖安县邱家街，他就病倒了。整个一个多月当中，陈洪时虽服用了大量跌打草药，但病情却越来越重，常常口吐鲜血。他还去了奉新的上富镇治疗了20多天，可仍未取得相应疗效，于同年9月初在上富镇病故。此时的赣东北处在日军渐渐逼近的战争前夕，只得将他的灵柩解运回萍乡。
陈洪时的灵柩在家里停放了一个多月。其中的原委是很尴尬的：陈家希望由当局举办一个很有规模的葬仪，由省政府和省保安司令部派要员主持。可是省府以“战争期间，一切应简”为由，一直未派人来。陈家人等得失望，只有将灵柩下葬。
陈洪时以其36岁的本可大有作为的年龄，从一座革命的山峰走到另一座反革命的山头，最终跌落在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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