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博古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总结

第四次反“围剿”的主要经验

博古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总结，是从分析击破四次“围剿”的基础入手的。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依据的基础、亦即胜利的条件有四个：

“第一，当然是由于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以及我们在红军建设上的大踏步的前进”，红军走上了“正规的常胜的铁军的道路”。表现在游击队习气的逐渐克服，战略战术指挥的更新，政治机关的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骨干的建立，以及新的部队的大量增加等。

第二，“就是苏区劳苦群众积极性的增高，一切奉献于战争的热忱”。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一方面热烈自动地参加红军，愿以生命捍卫红色政权；另一方面积极借谷、退还公债、节省粮食和开支，同时搞好农业生产，来支持革命战争。

第三，是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还得到了国民党区域（即白区）千百万劳苦群众的拥护。例如，红四方面军在向陕鄂边和四川的远征中，得到农民暴动、士兵哗变的响应，巴中县城的占领，也有四郊农民暴动的功劳。又如上海工人用尽一切方法来拥护红军，包括反对国民党当局征收“剿赤”捐，发起捐献一个铜板为红军购买飞机的群众募捐，组织对过往红军的欢迎活动，抵制黄色工会提出的组织剿共“义勇军”提议等。

第四，“不能不说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正确领导是这个胜利的重要先决条件”。这种正确领导，体现在坚决开展了反对以“罗明路线”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党的工作方式的改善与党员群众的积极化。

显然，博古主要是从政治层面分析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条件的。一般而言，除第四条有些让人费解、甚至反对外，其他三条还是实事求是、颇能服众的。不过，对当年红军的正规化建设的是非功过，后人却有不一样的评判。否定者说，红军正规化是“左”倾错误路线在军队建设上的反映，是跟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唱反调的；强调红军正规化，取消了红军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两大任务，使红军成了单纯打仗的机器。肯定者说，红军正规化是红军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大大提高了红军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这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得到了初步验证。

笔者无意于就上述看法进行分析论辩，倒愿意翻开当事人当年的言论来说明问题。先看看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报告中的有关论述，他在“两年来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的设施”部分，谈到苏维埃的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时说：

“首先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立，统一了全国红军的领导，使各个苏区各个战线的红军部队，开始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的行动起来，这是由散漫的游击队的行动进到正规的与大规模的红军部队的行动的重要关键。两年以来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着全国红军，主要是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光荣的胜利的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并且取得了反对五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

“现在的红军，已经走上了铁的正规的革命武装队伍的道路，这表现在于：（一）成分提高了，实现了工农劳苦群众才有手执武器的光荣的权利，而坚决驱逐那些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二）工人干部增加了，政治委员制度普遍建立了，红军掌握在可靠的指挥者手中。（三）政治教育进步了，坚定了红色战士为苏维埃斗争到底的决心，提高了阶级自觉的纪律，密切了红军与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四）军事技术提高了，现在的红军虽然还缺乏最新式武器的采用及其使用方法的练习，然而一般的军事技术，是比过去时期大大的进步了。（五）编制改变了，使红军在组织上增加了力量。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成为不可战胜的苏维埃武装力量。”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红军正规化的由来、要义及作用。它远比后来某些论者带先验性、倾向性、主观性、随意性的“分析论证”，要可靠得多、权威得多。

顺便提及两件事，也许有助于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在到达中央苏区后的两年多里，“比较强调红军的正规化和高度集中化。他有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对作战方针和红军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二是第四次反“围剿”开创了红军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之先例，首次创造这一战法宝贵经验的，是周恩来及红军总司令朱德。毫无疑问，离开了红军“铁的正规的革命武装队伍的道路”，要实行这一战法并取得完全胜利，是绝无可能的。

再来看博古所说的最后一个（第四个）胜利条件——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正确领导。鉴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建党原则创建的，一般地提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正确领导，是没错的。问题在于这一要求下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一向被认为是博古中央借以打击、排斥毛泽东，而无障碍地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恶性事件。既然如此，这一条怎么能够成立呢？关于当年反“罗明路线”斗争的是是非非，笔者曾撰文试作澄清（原载《党史文苑》2013年第3期，题为《对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历史回望》）。这里只提及三点：

第一，当年反“罗明路线”，其实就是要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倡导的进攻路线。不过这个策略并非始于此时，而是更早罢了。“最严厉的打击那些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这一‘围剿’前面，表示张皇失措，对此无疑地是对于革命力量没有信心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但绝不能以进攻策略解释为军事的冒险，或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这是1932年6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的决议中，所提出的任务及相关解释。这表明，早在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以及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之前半年多的时候，中共中央就确定了这样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思想。同一文件中，中共中央还提醒全党，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要与“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第二，博古在瑞金对“总的进攻路线”，作了更精确、更本质的说明。他指出，这条路线“包括着苏区和非苏区的党用一切力量来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中间提高他们的革命的积极性和准备他们为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统治而斗争，为着全中国的苏维埃形势之下的革命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从中不难看到这条路线的要义所在，是调动群众的革命热情、进取精神；是要求全党重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运用紧密联系群众的新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更好地带领群众去战胜困难、战胜敌人，完成革命任务。这样的思路，不仅在动员、组织群众积极自愿地投入反“围剿”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逐渐成为一种革命传统、一种政治优势。

然而，后来的人却往往有意无意把“进攻路线”说成是不顾客观和主观条件，一味要红军硬打硬冲。这跟当年任弼时（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指出的，“把进攻路线单纯看成是军事上的进攻，以为地方武装出去了，就是完满的执行了进攻路线”，如出一辙，显然是对进攻路线的误解。另一方面，被视为“罗明路线”主要表现的单纯防御路线，其“主要的不是表现于分兵把口，布置后方，而是表现于对群众力量与党的力量，以及敌人力量一贯的机会主义的估计，表现于这一估计为根据的整个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的具体布置。所以反对单纯的防御路线，主要的不是在促使地方武装出击就算了事，而是在反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改造我们一切党的与群众的工作，来执行党所提出的战斗任务”。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说的这番话，也是对当时误解进攻路线的一种反正。

明白了其时的进攻路线实质，再来看博古所说的第四个胜利条件，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了。

第三，在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中，许多党的高级干部在各种报刊发表署名文章，对“罗明路线”进行笔伐。他们中既有所谓“国际派”的王盛荣、洛甫、任弼时、顾作霖、罗迈、博古等，也有所谓“毛派”的阮山、刘晓、李富春、吴亮平、谢觉哉等，还有毛泽东的同情支持者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等。那些文章的标题、内容尽管不一样，却大都围绕这几个观点而写：（一）揭批“罗明路线”的表现、实质、危害及其历史、社会根源；（二）拥护党的进攻路线，并积极捍卫之；（三）肯定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反“罗明路线”的结果，要更深入进行这场斗争，来争取第五次反“围剿”的新胜利；（四）苏区、特别是福建苏区各地工作局面打不开的原因，主要是反“罗明路线”不够深入，或者根本没有开展，为此要坚决反“罗明路线”。

就连毛泽东也在《红色中华》报发表署名文章《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肯定基本击破敌人的四次“围剿”，是靠了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认为我们是处在一个新的革命形势的前面，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关键。为争取反“围剿”的胜利，首先应保障红军数量的继续增加；最后还要“反对一切对于目前新的革命形势估计的不足，反对一切对于战争的疲倦心理，尤其要反对那些在敌人五次‘围剿’面前，表现惊慌失措，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者！但同时也要反对左倾的空谈与胜利的宿命论者！这些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是战争动员中的最凶恶的敌人，是实际的帮助了阶级敌人”。

如此看来，博古当年总结的这条经验，还是得到了党内高层的一致、或至少是大多数人的赞同。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对博古的责难、非难，不免让人难以理解、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