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荣
“如此看来，博古当年总结的这条经验，还是得到了党内高层的一致、或至少是大多数人的赞同。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对博古的责难、非难，不免让人难以理解、接受了。博古关于政治方面和其他工作方面错误和弱点的总结，反映了他自觉接受、遵循国际路线和国际指示的思想特点，其中既有合理的成分（统一战线，关心工农经济状况等），也有“左”倾色彩（排斥“第三势力”即所谓“改良主义的政治派别”等）。这在当年中共从属于共产国际、而后者对前者掌控太多的情况下，是难以避免的。但也反映了博古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够成熟，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或许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在瑞金召开的中央一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的报告。报告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四次‘围剿’的总结”。如严格按语法表述，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是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总结。虽然，用博古的话来说，这只是粉碎四次“围剿”中“我们工作的一般的简单的总结”，但我们还是不难从中得到一些并不一般的简单的信息和认识。
第四次反“围剿”前后的严峻形势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与前三次反“围剿”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敌方，“围剿”历时之久，范围之广，投入的兵力、财力、物力之多，战略战术之变，均大大超过了以前；其先折损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再取中央苏区的策略，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在我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惊人的生长与胜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为反“围剿”提供了更坚实、强大的基础和保障，造成了更广泛、深入的群众动员，建立了更统一、有效的指挥和协调。所有这些，都大大优于以前。
另外，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迁入红都瑞金，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局；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失去了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也就无由参与对第四次反“围剿”的领导，这也是以前未曾有过的新情况。在没有毛泽东指挥的情况下，第四次反“围剿”竟也取得了空前伟大、令蒋介石伤心透顶的胜利。这是何等鼓舞人心啊！“而这个胜利更使中国的革命形势尖锐化与紧张化起来”。于是，接下来的第五次反“围剿”，就将是“殖民地中国与苏维埃中国两条道路决战的一幕”。
为了取得新的决战的胜利，对第四次反“围剿”作一个总结，从正反两方面为决战提供借鉴，以便再接再厉，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诚如博古自己所说：“当我们现在已经胜利地完全粉碎了四次‘围剿’之后，我们应该冷静地仔细地来把这个时期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一下，这个总结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正当敌人今天疯狂般地准备新的绝望的五次‘围剿’的时候。”由此可见，博古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更没有得意忘形、目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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